试论证券民事赔偿制度的建立与完善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 郑坤山* 北京 102249


内容提要：2003年1月9日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使《证券法》给定的部分股东民事权利有得以维护的基础，但股民的权利仍然未得到实质性的司法保障，有鉴于此，笔者从证券民事赔偿制度建立之必然性（即意义）、具体禁止行为及其民事责任和证券民事赔偿制度的实现机制几方面展开论述建立与完善我国证券民事赔偿制度的相关问题。
关键词：证券民事赔偿制度 《1-9规定》 《证券法》 集团诉讼



一、引言
前一段时间，郑百文虚假重组案，中科创业、亿安科技股价操纵案，银广夏虚构利润案等若干侵害投资者权益的恶性证券欺诈案件相继被揭露，人们在震惊之余，强烈呼吁人民法院介入此类案件的民事审判，维护证券市场的公开、公平、公正原则，保障数千万投资者的切身利益。[1]2002年1月15日，最高法院发布有名的《关于受理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侵权纠纷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当时市场参与者与法律界以为这一下可以启动证券民事诉讼运作了、终于可以追究那些欺诈股民的行为人之责任了。于是，对红光实业、大庆联谊、渤海集团、嘉宝实业、ST九州的诉讼陆续送到相关法院。到年中，有些案件也开始庭审，但庭审之后除少数以和解或其他方式结案之外，其他的案件则迟迟不能作判决，原因是在虚假陈述与损害结果间的因果关系上（即谁有胜诉权）、损害计算方法、诉讼方式（单独诉讼、共同诉讼、还是集团诉讼）等发面还存在许多疑问。
2003年1月9日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1-9规定》），至少使《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给定的部分股东民事权利有得以维护的基础。但这是否意味着中国股民的权利就有了实质性的司法保障呢？股民们是否因此就对股市投资更有信心了呢？答案不容乐观。《证券法》从1999年生效到今天已差不多4年了，尽管在《1-9规定》后对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诉讼已有可操作的细节，但对内幕交易、市场操纵等引发的民事诉讼还是被悬在空中。尤其令人遗憾的是，《1-9规定》本身存在两处重大缺陷，以至于这一名为规制证券市场虚假陈述行为的《1-9规定》，事实上给一部分虚假陈述者留出了逍遥于民事赔偿之外的空子，对投资者的利益保护仍然很不完善，仍然具有许多不确定因素。[2]也正如《南方周末》所言，《1-9规定》的象征意义大于它的实际意义。[3]
有鉴于上述问题，笔者拟从制度建立之必然性（即意义）、具体禁止行为及其民事责任和证券民事赔偿制度的实现机制这几方面展开论述建立与完善我国证券民事赔偿制度的相关问题。
二、 证券民事赔偿制度建立之必然性
综关《证券法》的全部条文可以发现，针对证券市场主体违反禁止性行为而施加的法律责任中，绝大多数都是诸如吊销资格证书、责令停业或关闭、没收违法所得、罚款等行政责任；以及当该违法行为构成犯罪时产生的刑事责任，而极少关于民事责任的规定。[4]此种现象反映了多年来我国经济立法中长期存在的重行政、刑事责任而轻民事责任的倾向。
法国法谚曰：“无救济，无权利。”“任何制度只有以责任作为后盾，才具有法律上之力，权利人才可借此法律之力强制义务人履行其义务或为损害赔偿，以确保权利的实现。”[5]尽管我国证券市场已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证券市场中各项制度的建设也在逐步完善之中，但由于证券法[6]中民事责任制度并未真正建立与完善，致使许多因证券违法或违规行为而蒙受损害甚至倾家荡产的投资者无法获得法律上的救济，违法违规行为也难于受到有效监控和遏制。我国目前证券市场中存在着诸多问题，确与民事责任制度的不完善有直接关系，长此以往，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前景的确令人担忧。尤其是当前中国已加入WTO，证券业将面临进一步的开放，此时建立和完善证券法中的民事责任制度具有更为迫切与更为重要的意义。笔者认为，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 证券民事赔偿制度的建立符合证券立法的根本宗旨，是确实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的有力举措。
《证券监管的目标与原则》把“保护投资者，确保公正、有效和透明的市场，减少系统风险”作为证券监管的目标，其首要的目的就是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1]《证券法》第1条亦指出其立法宗旨之一便是“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证券市场是信心市场，而对投资者合法权益的切实保护为其源泉之一。[2]罗伯特.S.洛佩斯曾言：“无限制的信用是商业革命的润滑剂”。[3]]对投资者来说，证券市场的风险再大，也大不过上当受骗却告诉无门的风险。如果投资者在遭受损失时却被告知无法行使诉权时，保护投资者利益就是一句空话。
在证券交易这一复杂的民事活动中，中小投资者往往处于劣势地位，而且由于交易的特殊性与大众性，在发生侵权后中小投资者寻求赔偿往往无从下手；责任分析所需的高技术成分，夹杂上风险的分析与推论，更使中小投资者难以按一般的民法原则来运作。因此法律给以明确、具体的规定，使他们在投资之前，就能预见到如果发生侵权行为，其利益能受到的保护程度及利用这一制度来追偿损失以保护自身利益的现象系可操作性，这样他们参与市场就会有安全感。[4]正如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中所说：“向金融市场提供资金的所有者都必须对资金能否收回的前景进行评估，并相应要求足够高的回报，以抵补所面临的亏本风险。”[5]
由于我国证券法中缺乏民事责任的规定，因此在实践中，对有关的违法违规行为一般都采取行政处罚的办法解决，但对受害人却没有给予补偿。例如，实践中已经发生的多起证券欺诈案，如苏三山事件，琼民源虚假报告等等，没有一起对无辜投资者遭受的损害给予补偿。[6]1998年被查处的“红光实业案”中，尽管证监会的处罚力度很大，采取的却仍然是行政责任，广大受害投资者并没有获得应有的赔偿。[7]这种忽视对受害人补救的制度，显然是不利于证券市场的长远发展，因为保护投资者是证券立法的首要目标。只有通过对受害者提供充分补救，才能保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并维持公众对投资市场的信心。如果无视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则会使证券市场赖以存在的基础丧失，最终影响到它的发展。[8]因此，建立证券民事赔偿制度，会使可能的与现实的投资者增强信心和安全感，激起、保护公众参与投资的热情，将资金用到实处，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优化资金结构，让资金发挥出应有的作用，从而实现社会经济的良性循环与发展。
（二） 证券民事赔偿制度的建立能够有效地遏制我国证券交易中的违法违规行为，确保公正、有效和透明的市场。
谈到中国证券市场发生的重大违规事件，早期具有典型性的是1992年8月发生的深圳8.10事件和1995年2月23日的“327事件”。前者是因投资者对新股抽签表发售工作不满，而引发的股市骚乱，受其影响深圳股市几乎全面停顿，上海股市也狂跌不止。中国年轻的股市付出成长代价。[1]后者主角为有中国“证券之父”之称的管金生。它在国债期货收市前8分钟，为求生存，凭着“灵感”疯狂地创造出700万口价值1760亿元的空单将稳步上升的327国债从152元砸到147.50元，给遵守游戏规则的同场竞技的炒手们予沉重打击。[2]近几年，有关证券交易中的违法违规行为的诉讼案件亦是层出不穷：大庆联谊案、圣方科技案、渤海集团案、嘉宝实业案、ST同达案、红光实业案、银广夏案、ST九州案、三九医药案、ST天颐案等等，不仅损害了投资者的权益，而且由于法院没有有效地使违法行为人受到应有的惩罚，所以违法行为一直没有得到有效遏制。
在证券交易中，违法行为人从违法行为中获得与从其他不法行为中获得的利益相比可能更多，而单个投资者又有可能损失较少，“如果个别投资者的损失相加为个别违法人所有，则数额之巨大，足以使违法者一夜间成为百万或者千万富翁”，[3]证是这一原因，导致了某些不法行为人并不顾忌没收、罚款等行政责任而甘愿铤而走险，从事各种证券法所禁止的行为。如果法律中明确规定违法违规者的民事赔偿责任，那么行为者在受到相应的行政与刑事处罚后，所获得的不法利益将依法院的有效判决或调解而回复到受有损害的投资者手中，那么，违法违规行为人将因为自己的行为而遭受更大的不利益。这样对于那些潜在的、有条件为违法违规行为的主体来说，他会在“为”与“不为”所带来的后果中进行相应的衡量，当发现“为”所带来的后果是严重的利益失调的时候，我相信，其违法违规的动机一定会大大降低，违法违规现象相应地会得到有效的遏制。
除此之外，证券市场中，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资者，由于受自身所处的地位及所具有的资金数额，其在信息的了解和风险的分析与防范中，往往处于“先天不足”的劣势。建立证券民事赔偿制度，在有效遏制违法违规行为的发生的同时，可以使那些处于“优势”地位的主体（如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经理等）更加注重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更加自觉地履行相应义务，从而确保公正、有效和透明的市场的不断形成与完善。
（三） 建立证券民事赔偿制度，使人民法院介入和加强对证券纠纷的民事审判，有助于增强人民法院的公信力，训练出更多有经验、有法律思维能力的律师，从而有利于我国司法建设的完善。
人民法院受理和审判证券纠纷案件，在实体和程序上均具有相应的法律依据。但在司法界、证券界和社会上，对人民法院受理和审判证券纠纷案件是否有法律依据存在一些认识上的误区，个别法院和审判人员对证券纠纷案件存在一定的畏难情绪。还有不少人认为，地方法官没有审理证券类诉讼案的经验，他们怎么能审理、判决这类案件呢？[4]其实我们不应忘记，最高法院也没有证券判案经验，他们也只能凭自己的想象力和征求他人及国外的经验来写作、出台司法解释。如果从一开始就让各地法院在具体审案中去摸索、在审案中征求证券专家和法律专家的意见，外加媒体的报道评论，那么这种互动的过程不仅会让《证券法》发挥相应的作用，而且会在这一判例法的运作模式中训练出更多有经验、有法律思维能力的法官和律师。这种在具体判案中不断摸索、不断思考的特点也恰恰是在美国有许多高水平、受到社会普遍敬佩的法官的原因，因为法律条文的规定只能是原则性的，在具体运作中法官们必须有独立思考和创新的能力。[1]鉴于我国当前法官整体素质不高，建立明确的证券民事赔偿制度，给法官审理证券案件以指导具有更加现实的意义。
证券纠纷案件虽然具有特殊性，但仍然属于民事案件，现阶段，在《证券法》没有特殊规定的情况下仍适用民法通则。从原则上讲，民法通则中规定的法律行为制度、代理制度、侵权行为制度、民事责任制度等均适用于证券纠纷。证券法中规定的内幕交易行为、市场操纵行为、虚假披露行为等，在民事领域中均可归入侵权行为。通过受理和审判证券民事赔偿纠纷案件，可以在侵权构成要件、因果关系、损失计算、举证责任、诉讼形式、判决执行等诸方面探索出指导司法审判的经验，并给《证券法》司法解释文件的制定提供素材。
此外，根据证券纠纷案件的特点，通过对典型案件的立案和审理，不仅可以依法保护当事人享有的诉权，维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还能够增强人民法院的公信力和权威性，维护司法公正，进而加快“依法治国”的步伐。
（四） 证券民事赔偿制度的建立，能够有效地吸引和利用境外中小投资者的资金，促进证券市场的国际化。
中国于2001年11月13日加入WTO，WTO的统一规制本身就是不同法域下的法律理念、价值、规则的融合，从这一意义上说，金融“入世”，就是金融法律的“入世”。WTO下的《金融服务贸易协议》对我国金融服务贸易市场开放及其立法提出了新的法律性要求。建立开放健全的证券市场，运用证券方式筹资更接近国际惯例。对境外投资者来说，证券投资方便，数量灵活，风险、投资成本相对较小，因而证券筹资对境外投资者具有一定的吸引力。当然，这必须有个前提，即投资者不仅仅看中我国经济发展势头利于其投资回报，还需确信自己的利益能得到最佳保护。若无一套健全的投资者保护措施和制度，国内经济形势再好，投资者也不敢涉足。证券民事赔偿制度的建立，通过对投资者的损失予以补救，可以增强境外投资者对我国证券市场的信心，从而有效地吸引和利用境外中小投资者的资金。美国一直是世界上吸引外资的头号大国，其中不少是通过证券市场筹集的，这是与其完善的法律制度分不开的，这一点值得我国借鉴。外国投资者重视投资法律环境，重视其投资安全系数，特别是重视其权益保护措施中有无其“利益无端受损后能否得到赔偿”这一事后保护制度。从这一角度看，建立证券交易中的民事赔偿制度是必不可少的。[2]
另一方面，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不断发展，我们在资本市场上已不能再固步自封、盲目闭关，我们有必要去关注现在国际资本市场所呈现的金融证券化、证券多样化和国际化的势头。证券市场的国际化是指一国国内证券市场在国际范围内的延伸，也就是消除证券市场交易双方（投资者和筹资者）的国籍界限，在本国或国际证券市场自由参与证券市场上各种上市证券的交易活动。[3]具体包括五个方面的内容，即证券交易国际化、证券发行国际化、证券制度国际化、证券市场国际化及资金国际化。[4]这一趋势有效地促进了证券资本在世界范围内流动，迫使各国政府打开门户，放松管制。综观世界主要发达国家或地区的证券法规，多把证券交易中的民事赔偿制度作为一项重要的制度加以规定。[5]为促进我国证券立法与国际接轨，实现证券市场的国际化，我们必然要借鉴其他国家的立法经验与司法实践，建立完善的保护投资者利益的证券民事赔偿制度。
三、 证券禁止行为及其民事责任
证券法以保护投资者和促进社会发展为立法宗旨，以公开、公平、公正原则为基本理念，以证券发行和交易制度为规范核心。为贯彻上述宗旨与理念，证券法规定了一系列强行规范，要求证券市场主体有所为、有所不为。证券禁止行为是指证券法所禁止的，在证券发行、交易等活动过程中发生的，各证券市场主体以欺诈方式损害他人利益，破坏市场秩序的行为，又可被称为证券欺诈。[1]由于证券禁止行为违背了证券市场运行的公开、公平、公正的基本理念，扭曲市场供求关系，破坏了市场机制的正常运行，造成了对广大投资者的利益及证券市场秩序的严重削弱，因而为各国证券立法所禁止。我国1993年8月由国务院批准发布了《禁止证券欺诈行为暂行规定》，其第2条规定：“本办法所称证券欺诈行为包括证券发行、交易及相关活动中的内幕交易、操纵市场、欺诈客户、虚假陈述等行为。”这里所提及的主要是证券交易中发生的一些欺诈行为，此外，笔者认为，还应包括发行中的有关违法违规行为，较为典型的是发行人擅自发行证券的行为。具体概说如下：
（一） 发行人擅自发行证券及其民事责任
发行人擅自发行证券，是指发行人未经法定的机关核准或者审批，擅自发行证券或者制作虚假的发行文件发行证券，致使投资者进行投资而遭受损失的行为。我国《证券法》第10条规定：“公开发行证券，必须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条件，并依法报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或者国务院授权的部门核准或者审批；未经依法核准或者审批，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向社会公开发行证券。”此处的法律主要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法规主要是指《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2]
关于擅自发行证券的民事责任，我国法律没有明确的规定。《证券法》第175条指出：“未经法定的机关核准或者审批，擅自发行证券的，或者制作虚假的发行文件发行证券的，责令停止发行，退还所募资金和加算银行同期存款利息，并处以非法所募资金金额百分之一以上百分之五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并处以三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上述的“退还所募资金和加算银行同期存款利息”在性质上其实是一种行政责任而非民事责任，因为此处所说的退款，即非指证券持有人依据不当得利请求返还，也不是指证券持有人直接向发行人提出请求或者提起诉讼，而是由于行政机关责令发行人向证券持有人退还所募资金和加算银行同期存款利息，可见该条并没有对民事责任作出规定。[3]建议在证券法以后的有关立法中应该赋予投资者以请求权，并明确规定有关赔偿的具体范围和具体的责任人员。
（二） 内幕交易及其民事责任
内幕交易（Insider Trading）,又称知情者交易或内线交易，是指已发行证券的公司的内部人员及其他市场相关人员，直接或间接地利用其地位、职务之便利或控制关系，获取发行人尚未公开的但将对其证券价格有重大影响的信息，自己或通过他人进行证券交易，从中牟利或避免损失的行为。简言之，内幕交易即掌握内幕信息的人员利用内幕信息买卖证券以获利或减损的证券欺诈行为。[4]其构成要件为：
第一，行为主体——内幕人员。内幕人员是在发行公司中具有特殊地位或因特殊身份而与发行公司存在有特殊联系的人，其是内幕交易行为的主体。我国《禁止证券欺诈行为暂行办法》第6条规定：“内幕人员是指由于持有发行人的证券, 或者在发行人或者与发行人有密切联系的公司中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或者由于其会员地位、管理地位、监督地位和职业地位, 或者作为雇员、专业顾问履行职务, 能够接触或者获得内幕信息的人员。”并将其分为如下五类：“（一）发行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秘书、打字员, 以及其他可以通过履行职务接触或者获得内幕信息的职员;（二）发行人聘请的律师、会计师、资产评估人员、投资顾问等专业人员,证券经营机构的管理人员、业务人员, 以及其他因其业务可能接触或者获得内幕信息的人员;（三）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对发行人可以行使一定管理权或者监督权的人员, 包括证券监督部门和证券交易场所的工作人员, 发行人的主管部门和审批机关的工作人员, 以及工商、税务等有关经济管理机关的工作人员等;（四）由于本人的职业地位、与发行人的合同关系或者工作联系, 有可能接触或者获得内幕信息的人员, 包括新闻记者、报刊编辑、电台主持人以及编排印刷人员等;（五）其他可能通过合法途径接触到内幕信息的人员。”
我国《证券法》第68条也规定：“下列人员为知悉证券交易内幕信息的知情人员：（一）发行股票或者公司债券的公司董事、监事、经理、副经理及有关的高级管理人员；（二）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三）发行股票公司的控股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四）由于所任公司职务可以获取公司有关证券交易信息的人员；（五）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工作人员以及由于法定的职责对证券交易进行管理的其他人员；（六）由于法定职责而参与证券交易的社会中介机构或者证券登记结算机构、证券交易服务机构的有关人员；（七）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其他人员。”
从我国上述有关规定中可以看出，我国对内幕人员的规定涵盖了外国立法和司法实践中所规定的“公司内幕人员”和“市场内部人员”，但却忽视了从上述两类主体处获取内幕信息的第三类人员，[1]而仅以“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其他人员”涵盖，未免太过笼统，难于操作。
第二，占有、利用内幕信息。作为一种责任条件，内幕人员必须占有并利用内幕信息。内幕信息一般是指未公开的、可能对证券价格产生实质性影响的信息，因此，内幕信息的认定标准有二：一为未公开，二为价格敏感。我国《禁止证券欺诈行为暂行办法》第5条第二款列举了可能影响证券价格的敏感信息，其中包括：“（一）证券发行人（以下简称"发行人"）订立重要合同, 该合同可能对公司的资产、负债、权益和经营成果中的一项或者多项产生显著影响;（二）发行人的经营政策或者经营范围发生重大变化;（三）发行人发生重大的投资行为或者购置金额较大的长期资产的行为;（四）发行人发生重大债务;（五）发行人未能归还到期重大债务的违约情况;（六）发行人发生重大经营性或者非经营性亏损;（七）发行人资产遭受重大损失;（八）发行人的生产经营环境发生重大变化;（九）可能对证券市场价格有显著影响的国家政策变化;（十）发行人的董事长、三分之一以上的董事或者总经理发生变动;（十一）持有发行人百分之五以上的发行在外的普通股的股东, 其持有该种股票的增减变化每达到该种股票发行在外总额的百分之二以上的事实。（十二）发行人的分红派息、增资扩股计划;（十三）涉及发行人的重大诉讼事项;（十四）发行人进入破产、清算状态;
（十五）发行人章程、注册资本和注册地址的变更;（十六）因发行人无支付能力而发生相当于被退票人流动资金的百分之五以上的大额银行退票;（十七）发行人更换为其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十八）发行人债务担保的重大变更;（十九）股票的二次发行;（二十）发行人营业用主要资产的抵押、出售或者报废一次超过该资产的百分之三十;（二十一）发行人的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行为可能依法负有重大损害赔偿责任;（二十二）发行人的股东大会、董事会或者监事会的决定被依法撤销;（二十三）证券监管部门作出禁止发行人有控股权的大股东转让其股份的决定;（二十四）发行人的收购或者兼并;（二十五）发行人的合并或者分立;（二十六）其他重大信息。”
我国《证券法》第69条和第62条列举了如下事项：（一）公司的经营方针和经营范围的重大变化；（二）公司的重大投资行为和重大的购置财产的决定；（三）公司订立重要合同，而该合同可能对公司的资产、负债、权益和经营成果产生重要影响；（四）公司发生重大债务和未能清偿到期重大债务的违约情况；（五）公司发生重大亏损或者遭受超过净资产百分之十以上的重大损失；（六）公司生产经营的外部条件发生的重大变化；（七）公司的董事长，三分之一以上的董事，或者经理发生变动；（八）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其持有股份情况发生较大变化；（九）公司减资、合并、分立、解散及申请破产的决定；（十）涉及公司的重大诉讼，法院依法撤销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十一）公司分配股利或者增资的计划；（十二）公司股权结构的重大变化；（十三）公司债务担保的重大变更；（十四）公司营业用主要资产的抵押、出售或者报废一次超过该资产的百分之三十；（十五）公司的董事、监事、经理、副经理或者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的行为可能依法承担重大损害赔偿责任；（十六）上市公司收购的有关方案；（十七）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认定的对证券交易价格有显著影响的其他重要信息。
《禁止证券欺诈行为暂行办法》和《证券法》的规定大同小异关于内幕信息的范围二者规定基本相同，只是《禁止证券欺诈行为暂行办法》为规定内幕信息的认定机关，而《证券法》则规定内幕信息的认定机关为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其享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
第三，行为表现——证券交易。内幕人只有利用内幕信息实施了证券交易行为，才受各国禁止内幕交易的法律的约束。客观行为的表现有两大类：一是内幕人员直接利用内幕信息买卖证券或根据内幕信息建议他人买卖证券；二是内幕人员向他人泄露内幕信息，使他人利用该内幕信息进行内幕交易。
第四，主观方面——行为人有主观故意。对内幕信息的规制往往是以行为人明知此内幕信息应予以保密，但为了获利或避损目的，仍利用此信息从事证券交易为要件。内幕交易的主观故意包括三方面内容：其一，行为人必须知悉所利用的内幕信息的内容；其二，行为人必须知道所利用的信息是尚未公开且价格敏感的重大信息；其三，行为的目的是为自己获利获减少损失。[1]
我国《证券法》没有规定由于内幕交易而发生的民事责任，只规定了其行政和刑事责任。[2]虽然《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第77条规定：“违反本条例规定，给他人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但该条规定太原则，缺乏操作性。因此，就我国目前有关法律法规而言，对于因内幕交易给广大投资者带来的损失而实施的民事保护是极其有限的。实际上，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都规定了内幕交易的民事责任。如我国台湾地区《证券交易法》第157条规定，违法进行内幕交易者，应就消息未公开前，买入或卖出该股票之价格，与消息公开后10个营业日收盘平均价格之差额限度内，对善意从事相反买卖的人，负损害赔偿责任，其情节重大者，法院得以善意从事相反买卖之人请求，将责任提高至3倍。此外，美国、韩国等均对内幕交易规定了民事责任。[3]所以从保护投资者利益和维护证券市场出发，我国应在以后立法中对相关民事责任加以完善。
（三）操纵市场行为及其民事责任
湖北省武汉市教育局


市教育局关于印发《武汉市中小学教学事故处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武教基[2005]36号


各区教育局、大单位教育局（处），局直属中小学、幼儿园：
现将《武汉市中小学教学事故处理办法（试行）》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试行过程中如有何意见与建议，请及时向市教育局基础教育处反映。

二OO五年八月十五日

武汉市中小学教学事故处理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全面贯彻教育方针，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深入推进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健全并规范全市中小学教学管理制度，进一步规范教师的教育教学行为，预防并及时、有效、妥善地处理各类教学事故，维护正常教学秩序，建设良好的校风、教风和学风，全面提升教学质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教育行政处罚暂行实施办法》、《小学管理规程》等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教学事故是指教职员工在教学管理及教学活动中，因本人主观过错或过失所引起的，影响学校正常教学秩序和教学质量，或违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政策及学校有关规章制度的教育教学语言或行为。

第二章 教学事故的类别

第三条　　教学事故依据教学与管理等不同环节，分为教学组织事故、教学运行事故、教学考核事故、教学保障事故等四种类型。
教学组织事故是指学校教学管理部门、管理人员或教师由于失误或失职，造成教学活动难以运行，或正常的教学秩序受到破坏的行为。
教学运行事故是指学校教学管理部门、管理人员或教师在教育教学活动运行过程中由于失误或失职，造成教学活动运行中断或其它影响教学正常运行的行为。
教学考核事故是指学校教学管理部门、管理人员或教师在教育教学考核与评价等环节中由于失误或失职，造成学校和学生的考试成绩或评价结果失真，或影响考试考核与评价工作正常进行，破坏考场秩序的行为。
教学保障事故是指学校教学管理部门、管理人员或后勤部门及有关人员由于失误或失职，造成教学活动运行受阻，影响正常教学秩序的行为。
第四条　　教学事故根据事故的性质和所造成的危害程度不同，分三个级别：
Ⅰ.一般教学事故；
Ⅱ.较大教学事故；
Ⅲ.重大教学事故。
第五条　　教学组织事故的类别。
Ⅰ.一般教学组织事故
1.教师擅离课堂；上课迟到超过3分钟、提前下课超过5分钟或拖堂超过2分钟。
2.教师不备课上课；上课无教案；完全使用旧教案上课或直接使用、抄袭别人教案上课。
3.不按学校课程安排上课；或未经学校职能部门批准，随意调换课程、增减课时、请人代课或代他人上课。
4.布置或批改作业马虎随意，批改后的作业未及时向学生反馈，影响教学正常进行。
5.体育教师、实验课教师、实验员等未按规定着装；实验课等不按实验规则组织教学。
6.教学进度与教学计划无故相差4课时以上。
Ⅱ.较大教学组织事故
7.教师上课迟到或提前下课超过10分钟，或拖堂超过5分钟。
8.教师布置大量机械重复和抄写的作业，或布置超过教育行政部门规定的作业量。
9.教学中未根据实际情况、按要求布置作业，或因未及时批改作业，导致学生误课并影响正常教学进程。
10.教师随意占用非本人所教学科课时授课。
11.教学内容出现知识性错误；组织课堂教学不力致使课堂教学秩序混乱。
12.教师不备课上课；上课无教案；完全使用旧教案上课；或直接使用别人教案上课等现象一学期达二课时。
13.上课时间随意让学生离开课堂另做别事；或在校时间随意让学生回家请家长、取物品。
14.无故不按时参加、或不按时完成、或不接受学校及上级部门布置的教学研究工作。
15.擅自取消或改变已安排的教学活动；随意改变上课时间、地点。
Ⅲ.重大教学组织事故
16.在教学过程中散布违背《宪法》、法律法规，或带有封建迷信、淫秽及其它思想内容不健康的，违背教书育人基本宗旨的言论。
17.教师上课迟到或提前下课超过15分钟，或拖堂达10分钟，严重影响教学秩序和教学进程；或未按规定办理有关手续，擅自停课、旷课。
18.教师在上课时，所携通讯工具发出声音讯号或在上课时间拨打、接听电话或收发信息。
19. 教师酒后上课或在教学过程中出现严重违纪行为。
20.教学过程中遇到突发事件，不能及时妥善处理，造成事态恶性发展。
21.教职员工对学生有打、骂、停课、赶出教室或训斥、讽刺、挖苦、侮辱等行为；贬低、嫌弃、排斥、歧视学生；体罚或变相体罚学生；以各种方式打击报复学生。
22.未经教育主管部门批准或授权，擅自舍弃国家课程计划规定的学科课程必修内容1/4以上。
23.违反有关规定，要求学生统一购买未经教育行政部门审定或规定使用的教材教辅材料；擅自使用自编（或参加编写）的教材或教辅材料；擅自向学生发放讲义、辅导材料并收取费用，或向学生兜售辅导材料等。
24.歧视后进生；给后进生单独编排座位；随意拒绝后进生上课，将其赶出教室或学校；不给后进生批改作业，或胁迫其不能正常参加考试等。
25.组织或变相组织、直接或间接参与有偿家教、违规办班、补课或组织学生集体培优等。
26.因未履行工作职责，造成所任教班级纪律混乱，致使所任教班级一学期内出现打架斗殴、聚众闹事等恶性事件二次以上，或一次旷课学生达班级人数10%以上，或一周内累计旷课人数达10人。
27.学生旷课逃学，科任教师发现学生不在课堂，未能当即向班主任教师通报，班主任教师未能当即向学校有关部门报告，因处置措施不力造成严重后果。
28.使用有毒、有害物质制作教具；在教学活动中，因教学指导和管理不当造成重大财产损失或使学生及其他人员受到伤害。
第六条　　教学运行事故的类别。
Ⅰ.一般教学运行事故
1.教学环节安排失误（如排课失误或未及时向教师发放课程表等），造成教学人员不到位，影响教学活动实施。
2.超过规定时间达2周以上或不按规定提交教学进度表；教学组织计划安排出现差错或混乱。
3.教师已事先请假并经批准调课，管理人员未能及时作出安排并通知学生和老师，影响教学秩序。
4.未根据工作安排及时向教师发放课程表、任课表或教学计划；未及时提供教学资料、其他教育教学用品或教师教学需要的辅助用品，影响教学秩序或教学效果。
5.随意抽调教师改任其他工作。
6.因安排课程或考试不当造成教室使用冲突，或造成无教师到岗上课现象。
7.因人为原因，造成学生成绩登记严重失实，或学籍档案混乱、变更手续不全、记录不明或失实。
Ⅱ.较大教学运行事故
8.人为原因导致较大范围师生缺课、停课，漏考、停考。
9.有关放假或全校性教学调整等工作，因未能及时通知或妥善安排，造成教学秩序混乱。
10.升旗、早操、集会、外出等集体活动，因管理措施不力，造成学生纪律松散或发生安全事故。
11.违反有关规定，擅自代学生购买学习资料和学习用具。
12.干预教师的教育教学，随意限定教师的教学自主权。
Ⅲ.重大教学运行事故
13.无正当理由，拒不接受学校教学工作安排，或故意不完成教学任务。
14.接到报告后，未能及时处理教学事故或学生矛盾，造成事态进一步激发严重后果。
15.学校教学管理混乱，致使某个年级或学段出现大面积后进生现象，或导致大量学生厌学，一个年级或全校学生旷课人数中学超过10%、小学超过5%。
16.计算机室、多媒体教室、语音室、实验室、图书馆（室）、阅览室等各功能教室长期闲置不用（在一学期内，时间达一个月或一个月以上），导致教学资源严重浪费。
17.未经批准或无特殊原因，擅自推迟开学时间或提前放假一天以上。
18.没有政策依据，学校违规不给教师安排教学任务；或在已有的教师编制下，未安排足够的教师上课，使教学质量不能得到保证。
19.学校不按课程计划开齐开足课程；随意停止课程；不严格执行规定的作息时间，随意提前学生到校时间或推迟放学时间。
20.随意变更教学计划，组织师生参加商业性的社会活动，或随意借用、出租校舍致使教学秩序受到干扰。
21.在规定的保管时间内，丢失学生原始成绩、原始学籍；故意出具与事实不符的学历、学籍、成绩等各类证书、证明。
22.随意开除学生。
23.超越规定权限审批教师假期或安排工作不当，造成其他教师教学任务繁重，影响教学效果和质量。
24.因人为原因，造成工作未能按计划和有关规定开展。
25.无特殊原因未能按计划完成教学改革、课程改革、课题研究、课程设置、教学实验及教师培训等工作。
第七条　　教学考核事故的类别。
Ⅰ.一般教学考核事故
1.监考迟到3分钟以上；擅自请人代监考；监考时以各种方式要求学生提前交卷。
2.试卷分装有误，差错率达总份数的1%。
3.在监考过程中做与监考无关的事情（如抽烟、闲聊、看书报等）；不严格履行监考职责，擅离职守。
4.批阅试卷不认真，出现差错在5分以上或判定等级失误；经核查，一个班级（或一个考场）需要更改成绩（等级）的试卷份数超过该班级（或该考场）试卷总数的5%。
5.不在规定时间和地点阅卷、评分、评等、报送成绩；不按规定要求和程序对学生进行综合素质评定。
6.因安排不当造成考试科目、时间、地点、监考人员等冲突，导致考试不能正常进行。
7.不按规定布置考场；不按规定安排监考人员。
Ⅱ.较大教学考核事故
8.监考迟到5分钟以上。
9.监考中对学生答题进行暗示、提示。
10.因命题、制卷中的人为原因，造成考试时试卷短缺，或考试时间延误。
11.考试试题有严重错误未能事先发现，影响考试正常进行，造成考试延误、中断或失效。
12.由于监考人员失误，造成考试结束后收回试卷数与参加考试人数不相符；不按要求装订试卷；遗失学生试卷、考试成绩，致使学生成绩无法确定。
13.未按评分标准评定成绩，在考试阅卷中有徇私舞弊行为，如阅卷时给本班学生或其他有关系的学生加分、加等。
14.违反教学规律，频繁进行考试；按考试成绩给学生排名次，或张榜公布考试结果。
15.采用降低学生考试成绩（分数或等级）的方式来惩罚学生；随意给学生记零分、打不及格的分数或评定不合格等级。
16.由于教学原因、或命题原因，一次考试（或一门学科）不及格或不合格学生数超过参考学生总数的40%（含40%）。
17.不按规定要求和程序对学生进行学业成绩、综合素质评定，导致评定结果严重失误，失误率超过参评学生总数的5%。
Ⅲ.重大教学考核事故
18.监考教师缺席。
19.随意变更考试时间、地点、学科或内容。
20.以各种方式泄露或变相泄露试题和考试内容；试卷在印刷、传送、保管过程中泄密。
21.对学生考试违纪行为不制止、不上报；放纵考生舞弊；对突发事件处置不当，导致考场秩序混乱。
22.违反规定，私自更改学生考试成绩或等级。
23.因人为原因，延误考试的通知和报名工作，导致学生无法正常参加考试或考试成绩无效。
24.干扰考生填报报考志愿。
第八条　　教学保障事故的类别。
Ⅰ.一般教学保障事故
1.教学设施设备运行不良或损坏，无特殊原因超过3天仍未修理，影响教学活动正常进行或影响教学效果。
2.铃声、广播声不响，乱响，有误差，影响教学活动正常进行。
3.随意调整班级教室，或上课时间随意叫出教师讲话，影响教学活动正常进行。
4.教室或其他教学活动场所卫生状况差，影响教学活动正常进行或影响教学效果。
Ⅱ.较大教学保障事故
5.粉笔、黑板擦等教学设备不能及时供应；教学实验设施、器材、用品等不能及时供应或准备不充分。
6.不能按规定提供教学要求必备的音像、图片、仪器、标本等教学辅助用品。
Ⅲ.重大教学保障事故
7.提供不符合国家安全标准的教育教学设施和设备。
8.因校内原因造成停水、停电而未能及时修理，导致教学活动中断，影响教学秩序和教学进程。
9.校舍、教学设施设备等维修未能错开教学时间，因安排不当或施工管理不当而影响正常教学。

第三章 教学事故的认定

第九条　　教学事故由当事人或发现人、知情人在发现后及时向学校职能部门报告，职能部门须作好记录并立即通知当事人所在部门。
第十条　　事故当事人所在部门负责调查、取证、核实，按一事一表的方式填写《武汉市中小学教学事故记录表》，对事故级别与当事人提出初步认定与处理意见，送交学校职能部门。
第十一条　　事故责任人只能是个人或多人，不得以部门、单位或集体代替。
对事故隐瞒不报或无故拖延不报的人员（含教师、教学管理人员、教学辅助人员），视为事故责任人。
第十二条　　教学事故原则上由校长负责最后认定。
一般教学事故可由职能部门认定；较大教学事故可由分管领导认定；重大教学事故须由校长认定，特殊情况下须由学校领导集体讨论认定。

第四章 教学事故的处理

第十三条　　教学事故的处理原则上由校长负责最终决定。
一般教学事故由当事人所在部门提出处理意见，职能部门作出初步处理决定并报校长；较大教学事故由职能部门提出处理意见，分管领导作出初步处理决定并报校长；重大教学事故由分管领导提出处理意见，校长作出初步处理决定，特殊情况下须由学校领导集体讨论作出初步处理决定。
第十四条　　一般教学事故应在事发当天初步处理完毕并书面通知当事人；较大教学事故应在事发后两天内初步处理完毕并书面通知当事人；重大教学事故应在事发后三天内初步处理完毕并书面通知当事人。
职能部门负责将初步处理决定通知当事人及所在部门，受理当事人申诉意见，督促执行处理决定。
第十五条　　各级教学事故的处理意见与决定应有书面记录，各有关部门和人员应如实填写《武汉市中小学教学事故记录表》（一式两份），职能部门存档一份、事故责任人一份。
第十六条　　各单位在对各级教学事故进行调查、处理的同时，应迅速采取补救措施，尽可能降低事故影响的程度和范围，并完善相关规章制度。

第五章 申诉与仲裁

第十七条　　事故当事人对事故的初步认定、处理不服的，有权申诉。
第十八条　　各中小学校应设立对教学事故申诉进行受理与仲裁的职能机构或部门，指定具体分管领导和工作人员，并成立由学校各方代表参加的教学事故仲裁委员会。
第十九条　　当事人应在接到事故初步处理决定通知之日起三日内，向职能部门提出申诉。
在规定时间内，当事人未提出申诉，初步处理意见即认定为最终处理意见。
第二十条　　当事人向职能部门提出申诉，职能部门应立即受理，并认真进行调查、核实，然后将核实情况及最后处理意见提交学校教学事故仲裁委员会仲裁。
事故仲裁委员会仲裁决定为教学事故处理的主要依据。学校依据仲裁决定作出行政处理。
仲裁决定应在申诉提出后一周内作出并书面通知当事人。当事人对仲裁决定、学校行政处理不服的，可向上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提请改正或撤销。

第六章　　教学事故的责任追究

第二十一条　　教学事故经学校最终认定并作出行政处理决定后，须追究事故责任人的责任。视事故级别和情节轻重，分别给予以下处分：
一般教学事故给予事故责任人通报批评，取消接受教育行政部门表彰奖励资格；一年内累计三次一般教学事故，视为一次较大教学事故。
较大教学事故给予事故责任人警告直至严重警告处分，年度考核定为不合格等次，取消特级教师、学科带头人和优秀青年教师的评选资格，取消接受教育行政部门表彰奖励资格；一年内累计两次较大教学事故，视为一次重大教学事故。
重大教学事故给予事故责任人严重警告处分直至停聘，年度考核定为不合格等次，取消特级教师、学科带头人和优秀青年教师的评选资格，取消接受教育行政部门表彰奖励资格；情节严重、影响极坏的，由所在单位予以解聘或由行政部门直接给予相应的行政处分，已经获得荣誉称号的，由授予部门予以撤销。
各中小学可根据本单位实际情况，依据有关规定，要求各级教学事故责任人承担相应的经济赔偿责任。
第二十二条　　教学事故不是由当事人造成的，或系当事人遇到不可抗拒的原因造成的，经查实后当事人对教学事故不承担责任。
第二十三条　　如果教学事故的产生原因是当事人旷工，对当事人除按旷工进行处理外，还要按教学事故中所承担的责任进行处理。
第二十四条　　教学事故的认定和处理结果记入责任人个人业务档案，作为对教职员工考核奖惩、职务评聘、晋职加薪等方面的重要参考依据。
第二十五条　　对一年内出现三次以上重大教学事故的学校，取消校长、分管校长、学校当年申报和评选各种个人或集体荣誉的资格；情节严重、影响极坏的，由上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调查、核实，对确实负有领导和管理责任的校长、分管校长，比照本规定第二十一条追究相应责任。

第七章 附 则

第二十六条　　武汉市中小学（含民办中小学）在职或在聘教师、教学管理人员、教学辅助人员均适用本办法。幼儿园（含民办幼儿园）根据实际情况比照执行。
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第二章中未列举的其他类似行为，按照本办法规定，比照相应条款进行认定和处理。本办法未作规定的其他违法违规事项的处理，按有关法律法规执行。
第二十八条　　教学事故是必须防止发生的事故行为与危害现象。各中小学要制定教学事故预防工作预案，建立健全教学事故预防工作机制，预防并杜绝教学事故发生。
各中小学要建立教学事故稽查制度，聘请若干名作风正派的干部、教师、家长或其他社会人士担任稽查员，从事教学事故稽查工作。
第二十九条　　需上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认定、处理或按规定要求上报的事故，各中小学须按规定时间和程序上报；重大教学事故须在事故发生后24小时内向上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报告。凡隐瞒不报或延误报告的，视校长为事故责任人，并按有关规定从严从重追究责任。
第三十条　　与本办法相关的各种教学事故的投诉、申诉，由各区（大单位）教育局（处）负责受理并处理。
第三十一条　　本办法自2005年9月1日起试行。
第三十二条　　本办法由武汉市教育局负责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