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 穿 法 袍 的 法 官
——再论律师职业的性质和地位

芦志锋（上海市金石律师事务所律师）


一、律师业——在夹缝中生存的职业
通常，人们总是把律师称为自由职业者。但是，这一“自由”的职业者并不象人们通常所想象的那样自由。对律师而言，他们更象是一群生活在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夹缝间的人。站在政治国家的立场上，律师、或曰讼师的存在，即意味着对国家机关及其司法官吏对法律知识和法律解释的垄断权的挑战。我们知道，在人类社会早期，成文的法律是不存在的，法律仅仅存在于统治阶级的头脑中。凭借着对法律知识的垄断，统治阶级可以任意对人民科以义务，施加刑罚。尽管后来在平民斗争的推动下出现了成文的法律，但是浩如烟海的律令格式甚至连读书人出身的官吏都不能窥其端倪，更不用说目不识丁的平民百姓。对众多百姓们而言，“上官府”、“打官司”无疑是一种畏途，而请人帮忙打官司也就在情理之中。正是在这种最原始的对法律帮助的需求的推动下，中国在高度集权的封建时代仍然诞生了“讼师”这一职业。尽管在一个以权力为核心的专制社会中，讼师的出现不可能改变当时社会的基本形态，甚至讼师本人也不可能有目的去维护司法的公正，但是讼师的出现毕竟部分地打破了官府对法律知识的垄断，方便了一些老百姓伸张自己的权利。这也正是讼师不容于专制社会的根本原因。
尽管经过历史的演进，随着市民权利的扩张和国家权力的分立，法律已经不再是专制统治的工具和专利，而日益成为调整不同层次的社会关系的游戏规则。但是由于司法权仍然是一种为国家所垄断的权力，由国家司法机关和司法官员所把持，普通公民在强大的司法机关面前仍然不免显得弱小和孤单。同时，伴随着社会关系的多样化，法律规则日益走向复杂化，普通公民面对日益膨胀的法律规范体系同样存在诸多盲区。而精通法律规范的律师，不仅利用其所具有的法律知识，同时还由于律师具有的司法职业者的身份，在与司法机关打交道的过程中往往能发挥一般公民所不具有的优势。因此，律师在诉讼中实际上行使了一种“平民司法”的职能。可以说正是因为有了律师的参与，公共司法才不至于发展成为一种专制的权利；换而言之，律师的存在是对公共司法权威的最大挑战。所以律师经常被视为“刁民”的代表而受尽公共机关的排挤也就不足为怪了。

二、亦官亦商的律师
有鉴于此，如果法律和制度没能在身份上为律师提供一定的保障，律师职业就很难获得其应有的生存空间。因此，历史上律师业比较发达的英美法系国家，以及当代的西方国家莫不赋予律师在执业过程中一定的特殊身份和地位，这种情况大致可以用赋予律师一定的“司法性”来形容。所谓“赋予律师的司法性”，并不是说赋予律师司法官员的官方身份，同吃一份“皇粮”，而是指律师根据法律的授权，在维护社会公平与正义方面具有与司法机关相同的职能和职责。例如：德国律师法规定：“律师是独立的司法人员”；加拿大出庭律师与初级律师法第3条和第17条分别规定：“律师属司法辅助人员系列。律师从事司法业务时应着职业服装”，“每一个获准在最高法院担任初级律师的律师协会会员，均为加拿大自治领地的所有法院的官员”。 日本和我国台湾省虽然没有在法律中明确规定律师是司法人员，但是法学界和律师界都普遍地把律师尊称为“在野法曹”，以区别于拿国家薪水的司法官员。此外，在英美法系国家，律师除了受理自己的业务之外，还经常要为司法机关服务。例如：美国律师职业行为标准规则便规定，“在法院工作繁忙、法官人数不够时，律师有应法院指定代理法官的义务。”除了代理法官职务之外，英美法系国家的律师也经常为检察官服务，代表国家出庭支持公诉。①
律师与国家司法制度的这种密切关系在清末的司法改革中就被中国第一批的法学家所发现和认识。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修订完成。沈家本、伍廷芳在上奏刑事民事诉讼法拟请先行试办一折中，对律师在诉讼中的作用，律师培养的重要性等作了深刻的阐述。奏折称：“盖人因讼对薄公庭，惶悚之下，言辞每多失措”，“故用律师代理一切”诉讼事宜，就能杜绝案件的“枉纵深故”。“各省法律学堂俱培养律师人才”，合格者“给予文凭”，“分拨各省以备办案之用”，“国家多一公正之律师，即异日多一习练之承审官也”。 该奏折明确提出培养法律人才的重要性，并将律师列为法官的后备人员。尽管历经百年，现在读来仍然令人不得不感叹老一辈法学家的远见智慧。辛亥革命爆发后，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诞生后，建立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临时政府对建立律师制度的重要性、必要性同样具有非常明确的认识。临时政府认为：“司法独立，推检之外，不可不设律师与相辅相制，必使并行不悖，司法前途方可达圆满之域。”明确地把律师和法官、检察官共同列为司法公正的三大柱石。②
除了获得法律上认可的身份保障之外，各方面制度的支持对于维护律师的司法性亦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根据国外的有关经验，这些制度上的保障措施主要包括：严格的职业准入制度、法律职业者一体化制度以及严格的行业自律制度。
首先，由于律师职业与司法公正和人民权利的实现息息相关，国家就必须保证律师本身具有从事司法职业的专业素质。英国和美国普遍规定，获得律师职业资格的前提是在政府或者律师协会认可的法学院取得规定的学位。而取得法学院入学资格的前提条件是申请人已经取得学士学位或者具有相当的学历。在德国，要想成为法律工作者，首先得进入大学的法学院学习。虽然德国的法学院没有英美法系国家的法学院那么严格的入学条件，但是入学者通常要在法学院学习五到六年，期间还要通过两次司法考试。由于法学院的教学和考试非常严格，学生的中途退学率通常高达50%。③
第二，为了避免司法机关出于职业偏见或者出于职业优越感而对律师进行压制、打击，或者鄙视律师的行为而影响到律师开展正常工作，英美法系国家普遍实行法律职业者一体化的制度。所谓的“一体化”表明了，在英美法系国家，律师与作为司法官吏的法官、检察官在职业培训、职业资格的取得以及职位的流动上具有很强的互通性。以美国为例，除少数地区的小型法院之外，所有的法官都是其所在州律师协会的成员，大多数法官都有从事律师职业的经历，所有的检察官同时也都具有律师资格。许多初出茅庐的法学院毕业生，往往还把担任公诉人或者助理检察官的经历，作为其独立从事律师职业前的准备阶段。
第三，律师的司法性不仅仅来自于社会或者国家的承认和赋予，同时也要求律师本身要有严格的职业意识和自律意识。几乎所有国家的律师都成立自己的团体——律师协会。律师协会最主要的功能之一就是制定行业规范并监督其实行的情况。在这些行业规范里，通常都要求律师保持良好的道德情操、职业水平。为了避免经常与商业的客户打交道的律师们染上各种商业习气，危及法律行业本身应当具有的讲究学识与主持正义的形象，各国普遍对律师广告、律师出入各种场合以及律师在媒体上露面进行限制。尽管上述行规似乎过于严厉了些，但出于对自身职业的认同感和荣誉感，国外的律师们普遍都能够自觉地遵守这些“清规戒律”。

三、
时至今日，我国的律师业经过改革开放后二十多年的发展已经初具规模。据统计，截止到2000年初，中国律师的数量已达近十一万人，其中专职律师达63000多人，兼职律师达15900人，特邀律师5900多人，律师助理24000多人。从律师的文化素质看，大专学历的约占律师总数的48.1%，本科学历的占34.8%，硕士研究生学历的占4.8%，博士研究生学历的占0.32%。④从总体的文化素质来看，律师队伍要明显高于其他法律职业群体。然而，这一看似红红火火的群体仍然不得不面对的是同样一个冰冷的现实——低微的身份。就目前而言，大多数中国律师的悲哀不在于生存的艰辛，而是因为大多数的国人，甚至包括律师本身对律师职业所持的蔑视态度。尽管司法机关本身常常因为腐败和无能受到老百姓的痛斥，但是老百姓在大多数情况下，宁可把实现正义的希望寄托在他们认为腐败的司法机关身上，也不会想到要去寻求律师的帮助。这其中或许有历史文化的遗传基因在作怪，但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得不扪心自问——沈家本等第一代法学家关于培养一个律师群体作为司法公正柱石的设想是否已经被历史，或者说被市场经济的浪潮所湮没？在此仅以立法为例，我国现行《律师法》第二条为中国的律师下了一个定义：“本法所称的律师，是指依法取得律师执业证书，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从这一定义本身出发，我国律师在身份上不仅与英美法系国家的律师相差甚远，也与大陆法系国家普遍把律师、法官和检察官并称为司法三柱的做法有很大的差距。根据这个定义，除了在服务的内容上与一般的服务业有所不同之外，我们很难把中国的律师和其他从事服务业的人员区分开来，更无法体现律师工作对社会的特殊意义。
立法上对律师职业的定位和评价过低，不仅与律师职业的特点和律师所肩负的使命有着巨大的差距，同时也压抑了律师主动去维护社会正义的积极性和使命感，而且还极大地限制了律师职业的进一步发展。仅就目前而言，除了高收入和身份上的“自由”之外，我国的律师业似乎很难再有什么可以吸引人才的地方了。许多法学院的毕业生在离开校门后争相要涌入司法机关，却不太愿意去从事律师职业，就是因为社会对律师的评价实在太低。而律师行业发展的滞后，已经日益成为制约我国司法改革进一步深入的瓶颈。当前，随着“依法治国”口号的提出，法学界和司法界的许多有识之士提出了诸如：审前证据交换、当庭质证和认证制度、提倡实行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等进一步完善和改革我国司法制度的设想和建议。这些设想和建议无疑对我国的法治建设有极高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但是，无论理论上的设计有多么精细，落实到具体上都需要有人去实施才行。法治社会离不开一个高素质、负责任的律师群体。仅凭理论界和立法者的一腔热血，而没有一支高素质的律师队伍在背后支持，这些美好的设想就很难得到实现——这就好比盖一所房子如果只有设计师而没有建筑师，那么所谓的高楼大厦就永远只能是停留纸面上的空中楼阁罢了。


① 陶髦、宋英辉、肖胜喜：《律师制度比较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8~29页。
② 同上，第15页。
③ 宋冰：《读本：美国与德国的司法制度及司法程序》，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19~220页。
④曹秋红：《中国律师业的回顾和展望》，《中国法律》2001年第2期。

黑龙江省黑河市人民政府


黑河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黑河市行政问责暂行办法（试行）的通知


黑市政字〔2008〕56号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五大连池管委会，市直各有关单位：
《黑河市行政问责暂行办法（试行）》经2008年8月12日市政府第五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特此通知。



　　　　　　　　　　二○○八年八月二十一日

黑河市行政问责暂行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强化行政责任，促进行政部门及其工作人员恪尽职守、依法行政，确保政令畅通，提高行政效能，防止和减少行政过错，建设勤政、廉洁、务实、高效的服务型政府，更好的维护群众利益和促进经济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和《国家公务员行为规范》等有关法律、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的行政问责，是指行政部门领导及其工作人员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法定的职责，导致行政秩序混乱和行政效率低下，贻误行政工作，发生行政不作为、乱作为等行政过错，或者损害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造成不良影响和后果的行为，所实行的行政部门内部监督和责任追究制度。
第三条 黑河市各级行政机关、直属机构及其派出机构和具有公共事务管理职能的组织（以下统称行政部门）的领导及工作人员因故意或过失行为导致行政过错，但尚未构成犯罪的，适用本办法。
第四条 行政问责主体为各级政府，政府及其部门应成立行政问责办公室或指定某一部门负责行政问责工作。市政府行政问责办公室由市政府办、监察局、人事局、法制办组成。
第五条 行政问责应坚持客观公正、实事求是、权责统一、奖罚分明、过错与责任相一致、教育与惩戒相结合、干部管理权限和分级负责相统一、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

第二章 行政问责范围

第六条 行政部门执行上级部门决策和部署不力，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对其领导问责：
（一）不贯彻执行或不正确贯彻执行法律、法规、规章以及上级部门依法作出的决定、命令、决策和部署，给公共利益、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国家财产造成严重损失的；
（二）在执行上级党委、政府的指示或交办事项过程中，效率低下，致使党委、政府部署的重要工作不能按时完成，影响全局工作的；
（三）对于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在执法检查中指出的问题和错误不及时解决和纠正的；
（四）对人民法院作出的生效判决和上级部门作出的复议决定，以及监察机关、审计机关、政府法制机构等行政监督部门依法所作出的决定拒不执行的；
（五）其它执行上级部门决策决定不力的。
第七条 行政部门违反规定进行决策，发生重大决策失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对其领导问责：
（一）超越部门权限或违反法定程序擅自决策，制定与法律、法规、规章或者上级政策规定相抵触的规范性文件、行政决定或者命令的；
（二）重大决策、重大项目安排、大额度资金使用等事项不按照规定的程序和议事规则进行，重大决策事项不按照规定进行公开、公示、组织咨询论证或者可行性论证的；
（三）社会涉及面广、与人民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决策事项，未按照规定通过组织听证会、论证会等形式听取意见的；
（四）在建设工程招投标、专项资金使用、国有资产转让、政府采购、产权交易和土地征收、划拨及出让等重大问题上不按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办理，违规操作的；
（五）因决策失误、工作疏忽和违规操作等人为因素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生态环境破坏或其它不良社会影响的；
（六）违法设定或实施行政许可、行政审批、行政处罚、行政征收、行政检查、行政强制等行政行为的；
（七）其它违法违规决策或决策失误的。
第八条 行政部门治政失当发生不作为、乱作为等行政过错，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对其领导问责：
（一）对企业进行刁难勒卡，影响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给企业造成经济损失，损害经济发展环境的；
（二）无合法依据实施行政许可或不按照规定方式实施行政许可，对符合规定条件的申请应予受理而不予受理或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
（三）未按照有关规定和要求建立健全安全工作规章制度，制定公共突发事件应急预案，或者发现重大公共安全、生产安全隐患后不依法采取措施，出现重特大责任事故，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的；
（四）发生重特大突发公共事件时，没有及时向上级报告，或未按照相关法律规定、上级要求和实际情况，及时、妥善、有效处理和组织救援工作，处置失当造成后果的；
（五）森林防火宣传不到位，火源管理规定不落实，隐患排查不认真，致使发生森林火灾的；
（六）发生森林火情，迟报、瞒报或没有立即组织扑救而贻误扑火战机，造成严重损失和影响的；
（七）对涉及人民群众合法利益的合理诉求能够解决而不及时解决，导致生产、工作、人民群众生活和社会正常秩序受到影响的；
（八）采取授意、打招呼、批条子、指定、强令等方式，影响和干预市场经济活动，或者对扰乱市场经济秩序等行为监管不力，纵容、包庇的；
（九）截留、滞留、挤占或挪用专项资金的；
（十）行政部门直接负责或下属单位直接管理的重大建设项目发生重大失误或存在严重质量问题的；
（十一）违反规定安排使用救灾救济、低保社保、失业就业等财政资金和国有资产，造成资金浪费或国有资产流失的；
（十二）监督管理不力，致使本部门工作人员发生滥用职权、徇私舞弊和失职、渎职等严重违法违纪行为的；
（十三）违反法律、法规委托授权其它组织或个人行使相关行政职权，或不依法对受委托者行使行政职权的行为进行监管，或因监督不力，造成不良影响等后果的；
（十四）其它治政失当行为的。
第九条 行政部门有不诚信行为，社会公信力低、失信于民造成影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对其领导问责：
（一）未按规定内容、时限、程序进行政务公开，或行政部门公布的信息不准确、不真实，侵害群众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的；
（二）非因法定事由并经法定程序，撤销、变更已经生效的行政决定，给行政相对人造成损失的；
（三）没有兑现对社会各界和群众做出的承诺，不履行职责为群众认真解决各类困难的；
（四）对外来投资者做出超出现实的政策优惠承诺，无法兑现给外来投资者造成损失的；
（五）其它失信行为的。
第十条 行政部门领导班子不认真履行内部管理责任，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对其领导问责：
（一）本部门办事效率低下，服务质量差，人为拖延办事时间，给行政相对人造成不便的；
（二）在推进各类项目建设过程中不认真履行职责，影响项目建设进度，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损失的；
（三）指使、授意本部门工作人员弄虚作假的；
（四）指使、授意、纵容本部门工作人员阻挠、干预、对抗监督检查或案件查处，或对办案人、检举人、控告人、证明人打击报复的；
（五）因管理不力造成本部门工作人员被行政问责或造成其它严重后果和不良社会影响的；
（六）对本部门的违纪、违法行为隐瞒不报，包庇、袒护、纵容的；
（七）被投诉单位对收到的行政投诉案件不调查、不处理、不整改，弄虚作假，以及在行政复议、行政应诉和信访复查、复核中不提交或逾期提交书面答复、相关依据证据等有关材料的；
（八）其它不认真履行内部管理责任的。
第十一条 行政部门工作人员发生行为失范等行政过错，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问责：
（一）对依法、依规应办理的事项，党委、政府和上级部门决定的事项，不按规定和要求落实，敷衍塞责、推诿扯皮，拖延或顶着不办的；
（二）滥用职权，违反程序规定，乱执法、乱罚款、乱收费，侵害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
（三）对外来办事人员态度生硬蛮横、推诿拖延、刁难勒卡，甚至因言行不文明导致冲突，给行政相对人造成不便和损失的；
（四）在工作时间内擅自离开工作岗位，或因其它工作原因离开工作岗位时不委托有关人员代行其职责而耽误行政相对人办事，或在上班时间从事无关工作事务等违反纪律的行为，并造成不良影响的；
（五）不执行或不正确执行一次性告知等“六项制度”，给服务对象或当事人带来不便或麻烦，造成不良影响的；
（六）弄虚作假，误导、欺骗上级领导和公众的；
（七）行政执法执纪人员所办案件在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中被认定错案或败诉的；
（八）对来文、来电、来函，未按规定签收、登记、审核、提出拟办意见，无正当理由未按规定及时处理或报送领导批示，贻误工作，造成不良影响和后果的；
（九）对职责范围内的工作目标、工作任务和上级交办的事项，无正当理由未在规定时限内完成或作出明确答复的；
（十）在工作中，未严格执行保密和文件管理规定，致使文件、档案资料泄密、损毁或丢失的；
（十一）未按规定使用公章及信函等政府印鉴文书的；
（十二）工作中需要与有关部门共同研究解决的事项，当协商不能取得一致时，未及时报请上级领导或部门裁决，致使问题久拖不决，造成不良影响和后果的；
（十三）其它行政过错行为的。

第三章 行政过错责任的划分

第十二条 行政问责实行行政过错责任原则。行政过错责任分为直接责任、主要领导责任和重要领导责任。
（一）承办人未经审核人、批准人批准，直接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导致行政过错发生的，负直接责任。承办人弄虚作假、徇私舞弊，致使审核人、批准人不能正确履行审核、批准职责，导致行政过错发生的，负直接责任。承办人不依照审核、批准的内容实施具体行政行为，导致行政过错发生的，负直接责任；
（二）承办人提出的方案或意见有错误，审核人、批准人应当发现而没有发现，导致行政过错发生的，承办人负直接责任，审核人负主要领导责任，批准人负重要领导责任；
（三）审核人不采纳或改变承办人正确意见，经批准人批准导致行政过错发生的，审核人负直接责任，批准人负主要领导责任。审核人不报请批准人批准直接作出决定，导致行政过错发生的，审核人负直接责任；
（四）批准人不采纳或改变承办人、审核人正确意见，导致行政过错发生的，批准人负直接责任。未经承办人拟办、审核人审核，批准人直接作出决定，导致行政过错发生的，批准人负直接责任；
（五）经集体研究认定导致行政过错发生的，决策人、持赞同意见的人和不发表意见的人负直接责任；
（六）上级机关改变下级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导致行政过错发生的，上级机关负责人负主要领导责任；
（七）承办人不履行规定职责的，负直接责任。审核人或者批准人指令承办人不履行规定职责的，作出指令的人员负直接责任。审核人作出的指令经批准人同意的，审核人负直接责任，批准人负主要领导责任；
（八）本办法所称批准人，一般指行政机关的行政首长及其副职人员；审核人，一般指行政机关内设机构的负责人及其副职人员；承办人，一般指具体承办行政管理事项的工作人员。但是，依照内部分工或者经行政授权，由其他工作人员行使批准权、审核权的，具体行使批准权、审核权的人员为批准人、审核人。

第四章 行政问责方式

第十三条 行政部门领导被问责的，应依法采取下列方式追究责任：
（一）作出书面检查；
（二）取消当年评选先、优、模资格；
（三）责令限期整改；
（四）通报批评；
（五）扣发奖金；
（六）诫勉谈话；
（七）停职检查；
（八）免职；
（九）责令辞职；
（十）辞退；
（十一）给予行政处分；
（十二）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方式。
上述规定的方式，可以单处或者并处。
第十四条 行政部门工作人员被问责的，应依法采取以下方式追究责任：
（一）作出书面检查；
（二）取消当年评选先、优、模资格；
（三）通报批评；
（四）扣发奖金；
（五）诫勉谈话；
（六）调整工作岗位；
（七）辞退；
（八）给予行政处分；
（九）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方式。
上述规定的方式，可以单处或者并处。
第十五条 行政过错责任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应当从重处理：
（一）一年内出现两次以上应予问责行政过错情形的；
（二）干扰、阻碍、不配合对其行政过错行为进行调查的；
（三）隐瞒行政过错或行政赔偿案件的；
（四）对投诉人、检举人、控告人打击、报复、陷害的；
（五）在履行职责过程中有徇私舞弊行为及收受当事人财物、接受当事人宴请、参加当事人提供的旅游和娱乐活动的；
（六）行政过错人主观上存在故意，情节严重，影响恶劣的。
第十六条 行政过错责任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理：
（一）主动承认过错并及时纠正错误，采取各种有效措施减少损失，挽回不良影响的；
（二）过错行为情节轻微，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
（三）有其它减轻处理情形的。
第十七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追究行政部门工作人员的行政过错责任：
（一）法律、法规、规章和内部行政管理制度未作规定或规定不具体，致使行政部门工作人员无法准确执行的；
（二）因执行错误的命令、决定，本人当时提出异议而领导未采纳的；
（三）出现意外或不可抗力因素致使行政过错情形发生的；
（四）其它不追究行政部门工作人员责任的情形。
第十八条 被行政问责的领导和工作人员在当年公务员年度考核中不得评为优秀档次。部门主要领导或多名（三人以上）工作人员被行政问责的，该部门在当年目标管理考核中不得评为优秀档次。

第五章 行政问责的程序

第十九条 行政问责程序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行政监察法实施条例》和《党政干部选拔任用条例》等有关规定履行。行政问责对象需要给予党纪处理的，应移交有关党组织或党的纪律检查机关；涉嫌犯罪的，应及时移送司法机关。
第二十条 市长或主管市长发现行政部门主要领导有本办法规定的问责情形或下列问责信息，指令行政问责办公室启动问责程序，或行政问责办公室根据下列问责信息，经主管领导批准后启动问责程序:
（一）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署名的举报和申诉；
（二）上级领导机关的指示、批示；
（三）行政执法、执法监督和司法机关提出的问责建议；
（四）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提出的问责建议；
（五）主要情节属实的新闻媒体曝光材料；
（六）其它问责信息来源。
第二十一条 问责程序启动后，行政问责办公室组织协调相关职能部门组成调查组进行问责,或移交所在部门进行问责。各级行政部门对行政问责办公室移交或自行发现的本部门工作人员的行政过错行为，直接调查后进行问责，处理结果附调查报告报送市行政问责办公室备案。
第二十二条 调查组应在规定期限内完成调查工作，并提出具体处理建议。需要按本办法第十三条规定的方式追究行政领导责任的，应将调查结果和处理建议提交同级政府常务会议决定。需要按本办法第十四条规定的方式追究行政部门工作人员责任的，应将调查结果和处理建议移交其任免机关或其所在机关办理。
第二十三条 调查结束后，应将调查结果书面告知被调查的行政部门的主要领导，并征询其对调查事实是否持有异议。对行政部门领导及其工作人员作出的问责或者不予问责的决定，应书面通知被问责部门或单位及被问责的责任人，并告知其拥有申诉权。
第二十四条 行政问责实行回避制度。行政问责调查人员与行政过错行为人有利害关系、可能影响公正处理的，应当实行回避。
第二十五条 拟被问责的行政部门领导及其工作人员在问责期间对调查事实持有异议的，可以就问责的事项向上级部门陈述和申辩。
第二十六条 对行政处分和其它人事处理决定不服的，分别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和《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办理。
复查、复核（复审）期间，不停止原决定的执行。行政机关公务员不因提出申诉、复核（复审）而被加重处理。
第二十七条 作出处理决定的部门根据复查或复核报告，分别作出以下决定：
（一）原调查报告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的，原问责决定继续执行；
（二）原调查报告事实基本清楚，证据基本确凿，但情节轻重有偏差的，改变追究责任的方式；
（三）原调查报告有重大错误或失误的，终止原追究责任的决定。
原调查人员不得参与复查及复核工作。
第二十八条 调查人员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导致调查报告出现重大错误或失误的，应当依照《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和干部管理权限的规定给予行政处分。
因行政过错侵犯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并涉及赔偿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等有关规定处理。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九条 行政过错问责中，法律、法规和规章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十条 本办法由黑河市行政问责办公室负责解释。
第三十一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原《黑河市国家公务员公共服务行为问责暂行规定》（黑市政字〔2005〕34号）同时废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