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建设厅


关于印发《村容镇貌和环境卫生管理办法》的通知

晋建村字[2006]95号


各市建设局（建委）、规划局：
　　为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加强村容镇貌管理，创建整洁、优美、文明的村镇环境，我厅研究制定了《村容镇貌和环境卫生管理办法》（简称办法），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本地实际贯彻执行。在贯彻执行中，一是要以贯彻执行办法推动村庄治理工作，按照办法的要求治理村容镇貌和环境卫生。二是要以村庄治理为贯彻执行办法的契机，建立村庄治理的长效管理机制，按照办法规定加强管理，巩固村庄治理的成果。三是在村容镇貌和环境卫生管理中，要依法行政、依法管理，做到责任到人、管理到位。四是要将贯彻执行办法中遇到问题，及时向我厅村镇建设管理处反馈。





山西省建设厅
二○○六年三月二十日



村容镇貌和环境卫生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搞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加强村容镇貌管理，创造整洁、优美、文明的村镇环境，促进村镇经济和社会发展，根据国务院《村庄和集镇规划建设管理条例》、建设部《建制镇规划建设管理办法》和《中国城乡环境卫生体系建设》等有关规定，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本省行政区域内的建制镇、集镇和村庄的村容镇貌和环境卫生管理，适用本办法。
在设市城市和县级人民政府驻地镇规划区内的建制镇、集镇、村庄的村容镇貌和环境卫生的管理，应当服从城市规划和市容环卫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第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把村镇的村容镇貌和环境卫生事业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并组织实施。
　　第四条　村容镇貌和环境卫生管理工作，实行统一领导
、属地负责、专人管理与群众管理相结合的原则。
　　第五条　省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省村容镇貌和环境卫生的监督管理工作。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建设（规划）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内的村容镇貌和环境卫生的监督管理工作。
乡镇人民政府及其建设主管部门负责本乡镇的村容镇貌和环境卫生管理工作。
乡镇和村庄的环境卫生机构或人员具体负责本村镇保洁和垃圾收集处理工作。
　　第六条　建制镇、集镇、村庄的所有单位和个人，都应遵守本办法，并有权对违反村容镇貌和环境卫生管理的行为进行制止和举报。


第二章　责任分工


　　第七条　村容镇貌和环境卫生工作，由乡镇人民政府及其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对本乡镇所有村庄、机关、团体、学校、企事业单位、居民实行属地管理，进行协调指导和监督检查。
　　第八条　乡镇人民政府所在地的村容镇貌和环境卫生工作，按照下列规定实行分工负责：
　　（一）主次干道、广场、公共游园、绿地、水域、河道、公共厕所、垃圾收运和填埋点及其他环境卫生设施等，由乡镇的环境卫生机构和人员负责；
　　（二）小街小巷、住宅区由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物业管理企业负责；
　　（三）车站、停车场、影剧院、文化馆、体育场等公共场所由管理单位或者经营单位负责；
　　（四）集贸市场由市场产权单位、开办单位或者经营单位具体负责；
　　（五）机关、团体、学校、企事业单位的卫生责任区由其自行负责；
　　（六）经营性门店、摊点等由经营者负责；
　　（七）建筑工地由施工企业负责；
　　（八）家庭庭院、畜牧饲养点、自用厕所以及柴草、垃圾、粪肥堆放的场地，由住户负责；
　　（九）农作物大棚及其看护房，由产权人或者经营人负责。
　　乡镇人民政府驻地以外村庄的村容村貌和环境卫生工作的责任划分，由村民委员会自行确定。
　　第九条　对临街单位、家庭实行村容镇貌和环境卫生承包责任制度。
　　乡镇人民政府及其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应当依据县以上人民政府的规定，与临街企事业单位或部门、家庭签订责任书，明确管理内容和范围，并监督实施。
　　临街单位和家庭应当按照责任书的规定，做好村容镇貌和环境卫生工作。


第三章　村容镇貌管理


　　第十条　在村镇新建、改建、扩建建筑物、构筑物，必须符合村镇规划要求，其建筑造型、高度、色彩、外墙装饰等应当与周围环境相协调。
　　现有的建筑物、构筑物应当保持外形完好、整洁。对具有历史价值的建筑物、构筑物应当保持原有的格局、风貌和特色。
　　第十一条　在建制镇、集镇和村庄内禁止下列行为：
　　（一）在临街的庭院围墙外擅自搭建厕所、猪圈；
　　（二）擅自对临街建筑物进行改建、扩建；
　　（三）在临街的建筑物、构筑物立面上安装突出墙体的护栏；
　　（四）在临街的建筑物、构筑物外吊挂有碍观瞻的物品；
　　（五）在庭院围墙外堆放柴草、垃圾、粪肥或者在庭院内堆放柴草超出围墙高度；
　　（六）擅自在主要街道和交通路口分发、悬挂经营性宣传物品；
　　（七）擅自占用道路摆摊设点、堆放物品、设置牌匾和从事维修等经营活动；
　　（八）在车行道、人行道和其他妨碍交通、影响村容镇貌的地点停放各类车辆；
　　（九）在建筑物、构筑物的外墙及市政公用设施、树木上涂写、刻划、张贴宣传品；
　　（十）随意倾倒垃圾、污水；
　　（十一）利用道路打场晒谷；
　　（十二）其他有碍村镇环境卫生的行为。
　　第十二条　在村镇设置雕塑或者标志性物的，须经县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同意，并按照规定办理审批手续。
　　雕塑、牌匾、标志物破损或者污染，其产权单位或者管理单位应当及时修整，保持其完美和整洁。
　　第十三条　任何单位不得在建制镇、集镇的主要街道两侧和繁华地区修建实体围墙，确需修建的应经乡镇人民政府批准。
　　建制镇、集镇的主要街道两侧和繁华地区现有实体围墙由产权单位负责逐步改造。
　　村庄居民住宅临街的围墙应力求统一、整齐、美观；倒塌的围墙，应当及时修复；现存的用秸秆和树枝形成的简易围栏，应当改造为统一、整齐的围墙设施。
　　第十四条　村镇道路路面、广场、公用设施及其附属设施应当保持完好，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占用；确需临时占用、挖掘的，应当经乡镇人民政府批准，并按照有关规定办理审批手续，并且在规定的期限内负责出资修复。
　　施工单位对挖掘村镇道路、维修管道及清疏管道、沟渠产生的污泥、污物，必须及时出资清运，保持路面整洁。
　　对在规定期限内不能修复的，由乡镇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组织修复，所需费用由临时占用、挖掘单位按照当地标准定额支付。对不能及时清运污泥、污物的，由乡镇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组织清运，所需费用由施工单位按照实际需要支付。
　　第十五条　建制镇、集镇的施工现场应当设置围挡设施和施工标志，材料、机具应当堆（摆）放整齐，渣土、垃圾应当及时清运；停工场地应当及时整理并作必要的覆盖；竣工后应当及时清理和平整场地。
　　第十六条　建制镇、集镇主要街道两侧不得设置废品收购站点。其他地段设置废品收购站点，须经乡镇人民政府批准。
废品收购单位、个人应当加强场地管理，不得影响村容镇貌，污染周围环境。
　　第十七条　设置广告、招牌、路标、画廊、霓虹灯等设施，必须经乡镇人民政府同意，按照有关规定办理审批手续。对破损的设施，设置单位、个人应当及时维修；对脱落、倒塌的设施，设置单位、个人应当及时拆除；超过审批使用期限的，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办理延期手续或者自行拆除。
　　第十八条　在道路两侧和公共场所设置停车场、存车处，须经乡镇人民政府批准，并应设置标志；车辆摆放要整齐，不得妨碍交通。
　　第十九条　临街的商业橱窗及展品陈列应当整洁、美观，不得在商业橱窗上涂写、刻划和张贴字画。残破的商业橱窗及展品应当及时改造更新。
　　第二十条　临街单位、门店的牌匾应当保持尺寸统一、色彩协调、设施完好、卫生整洁、用字准确规范。


第四章　环境卫生管理


　　第二十一条　村镇应当制定环境卫生设施规划。村镇环境卫生设施应当符合国家和省规定的村镇环境卫生标准。
　　第二十二条　乡镇人民政府应当有环境卫生清扫、维护机构，有条件的村庄应当有专职或兼职环境卫生保洁人员。
　　村镇环卫设施、车辆、专业人员经费等，应当按照国务院《村庄和集镇规划建设管理条例》等有关规定，在集镇或建制镇收取的城市建设维护税和公用事业附加中列支。
　　第二十三条　村镇主要街道两侧、居住区和人流密集地区，应当设置封闭式垃圾容器或垃圾池、果皮箱等设施。
　　住宅小区应当实行垃圾袋装化，设置垃圾贮存设施，并修建清运车辆通道。
　　第二十四条　村镇在进行建设和改造时，乡镇人民政府和村民委员会应当责成建设单位设立生活废弃物的清扫、收集等环境卫生设施。
　　环境卫生设施必须与工程项目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竣工验收并投入使用；经验收不合格的，建设单位应当在规定的期限内改正。环境卫生设施所需费用纳入建设工程概算，由主体工程项目建设单位负担。
　　第二十五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占用、损坏、拆除环境卫生设施，或者改变使用功能。
　　确需拆除的，应当经乡镇人民政府批准，按照先建后拆或者价值补偿的原则，由拆迁单位或者乡镇人民政府负责建设。
　　第二十六条　乡镇人民政府和村民委员会应根据村镇居住人口密度和流动人口数量以及公共场所等特定地区的需要，按照规定的标准建设、改造或者支持有关单位建设、改造公共厕所。
　　村镇居民家庭用厕所应符合国家和省规定的卫生标准，旱厕、化粪池应当及时掏运。
　　第二十七条　乡镇人民政府应当按照总体规划建设村镇垃圾处理场，处理场的设计方案应当符合国家规定标准。
　　单位和个人产生的建筑垃圾，不得倒入生活垃圾收集容器或垃圾池，由单位或者个人自行清运；无力自行清运的，由环境卫生专业组织有偿代运。
　　医院、疗养院、屠宰场、生物制品厂产生的废弃物，必须按有关规定处理。
　　第二十八条　在建制镇、集镇镇区内主要道路行驶的运载泥土、沙石、水泥等易飞物和液体的机动车应当采取覆盖或者密封措施，防止沿途洒漏。
　　第二十九条　建制镇、集镇镇区内，家畜家禽实行圈养，禁止在街区散放鸡、鸭、鹅、兔、猪、羊等家畜家禽。
　　第三十条　乡镇人民政府应当有计划地发展沼气、煤气、天然气、液化气，改变燃料结构，减少垃圾。
　　第三十一条　村镇环卫机构和人员应当定期维护环境卫生设施，对破损、陈旧的环境卫生设施应当及时更新或者修复，保持完好。
　　村镇环卫机构和人员对垃圾、粪便应当及时清运，日产日清，并逐步做到垃圾、粪便的无害化处理和综合利用。
　　对建制镇镇区内单位和居民排放的垃圾，可按照有关规定征收环境卫生管理费和垃圾处理费。
　　第三十二条　有条件的村镇对生活废弃物应做到分类收集、运输和处理。
　　有条件的县（市）对村镇垃圾实行村庄收集、乡镇转运、县市处理的方式，进行统一处理。
　　第三十三条　公民应当爱护公共卫生，不得随地吐痰、便溺，不得乱扔果皮、纸屑、塑料袋，不得乱泼脏水，不得乱倒垃圾，不得乱堆杂物。
　　第三十四条　环境卫生管理应逐步实行社会化服务。委托环境卫生专业单位清扫、收集、运输、处理废弃物的，应当交纳服务费。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五条　在建制镇规划区内违反本办法的，参照《山西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进行处罚。
　　第三十六条　在村庄和集镇规划区内违反本办法的，按照《山西省村庄和集镇规划建设管理实施办法》的有关规定进行处罚。
　　第三十七条　侮辱、殴打村容镇貌和环境卫生工作人员或者阻碍其执行职务，构成治安管理处罚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八条　村容镇貌和环境卫生执法人员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九条　各市可依据本办法制定具体实施细则。。
　　第四十条　本办法自2006年7月1日起施行。



　　内容提要: 因他人的故意或过失行为而遭受精神病学意义上的伤害即为精神创伤。精神创伤赔偿旨在保护自然人的精神健康权，因此有别于现行法下“精神损害赔偿”之概念。直到晚近，精神创伤的可赔偿性方才获得普通法系和大陆法系法律的认可与重视。尽管我国司法实务中已经出现了诸多精神创伤案件，但是我国学界对精神创伤赔偿问题的研究甚少。本文则通过考察精神创伤赔偿的基本概念，结合普通法系和大陆法系主要法域的相关理论与实务，探讨在我国现行法下如何建构精神创伤赔偿理论，以期为实务界审理日益增加的精神创伤案件提供学理上的参考。


一、导论
无论在普通法系抑或大陆法系，精神创伤赔偿理论都是随着精神病学和心理学研究的深入，至晚近才逐步发展起来。以英国法为例，尽管早在1886年的考尔特斯诉维多利亚铁路管理委员会案（Coultas v. Victorian Railways Commissioners）[1]中，针对精神创伤的损害赔偿请求就被提出，然而直到1901年的杜理廖诉怀特父子案（Dulieu v. White＆Sons），[2]法院才认可精神创伤的可赔偿性，但须以“受害人因担心自身遭受即时的人身伤害而引发精神创伤”为条件。1925年，审理海姆布鲁克诉斯托克司兄弟案（Hambrook v．Stokes Bros）[3]的法院首次准许因担心他人安危而引发精神创伤的受害人获得赔偿，从而将精神创伤赔偿理论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1983年的麦克洛夫林诉欧布瑞恩案（McLoughlin v. O’ Brain）[4]又进一步扩展可赔偿之精神创伤的范围，即准许事发之后才赶到现场或医院的受害人就精神创伤获得赔偿。上述四个里程碑式的判例见证了一个世纪中英国法上精神创伤赔偿理论的发展历程。
最近20年间，包括英国在内的各个法域发生了更多的精神创伤案件。这些案件对原有的精神创伤赔偿理论和实务不断提出挑战，并促使其继续发展。值得注意的是，精神创伤案件也已经出现在我国的司法实务中。例如，在赵女士诉北京振远护卫中心案[5]中，原告和同伴在行路时遭遇车祸，事故中一人死亡、一人重伤。虽然原告在事故中只是被轻微剐蹭，但事后她的脑海中却时常浮现事故的过程和伤亡者的惨状，同时伴有头晕心悸的症状，经医院确诊为“植物神经紊乱症”。原告就此提起损害赔偿之诉。可以预见，随着人们逐步认识并重视精神健康，各种精神创伤案件将会日益增多。
然而，在我国侵权法上，“精神创伤”仍然是个相对陌生的概念，精神创伤赔偿理论亦尚未为学界所广泛关注。[6]而本文将对精神创伤赔偿理论中的基本问题予以探讨，希望为实务中精神创伤案件的审理提供学理上的参考。文章主要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将讨论精神创伤赔偿理论中的基本概念，并与现有的相关法律术语作必要的辨析。第二部分则通过比较法研究，考察普通法系和大陆法系主要法域就精神创伤赔偿问题的相关理论和实务。第三部分将探讨在我国现行法下宜如何构建精神创伤赔偿理论。

二、精神创伤的概念
（一）基本表述
“精神创伤”（Psychiatric Damage, Mental Trauma or Psychiatric Injury）通常是指因他人的故意或过失行为而遭受精神病学意义上的伤害（下文简称为“精神伤害”），它是精神健康权（Right to Mental Health）受到侵害的结果。精神创伤有时也被称为“神经性休克”(Nervous Shock)。这曾是英联邦法域中的通用表述，但是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却多次受到法官和学者的批判。[7]其主要理由是，法律所认可的具有可赔偿性的损害，并不是瞬间的休克或震惊，而是因震惊而引发的精神伤害；因此“神经性休克”的表述并不确切、且具有误导性。相反，他们主张使用“精神伤害”（Mental Injury）或“精神失常”（Psychiatric Disorder）等更为现代的表述来指称精神创伤案件中受害人所遭受的损害。这项观点也为越来越多的法域[8]和法官所采纳。
“精神创伤”是否具有可赔偿性，或者说，它是否属于法律所意图保护的利益（即“法益”），在法律史上曾是极具争议的问题。之前，精神创伤因为诸多政策因素而被排除在法益范畴之外。这些因素包括：当时医学对精神疾病研究的不足；一旦打开案件的“水闸”（Floodgates）将会使法院不堪重负、并可能牵连保险业的顾虑；可能怂恿人们提起虚假的精神创伤赔偿请求；因果关系难以认定；具体的损害数额难以评估等。然而，随着精神病学的发展和人们对精神健康的关注，基于相关技术性困难而只承认身体伤害（Physical Injury）、却不认可精神伤害的保守观点，已为越来越多的法域所抛弃。如今，在普遍肯定“精神创伤具有可赔偿性”的前提下，法学上的更多争议则是围绕“应该在多大程度上、在多大范围内保护人们的精神健康权”而展开。
（二）医学上的概念辨析
“精神创伤”概念是在精神病学和心理学意义上的伤害，从而有别于人们通常所指的“情绪上的痛苦”(Emotional Suffering)。在日常生活中，因情绪而引起的身体反应通常只持续短暂时间，它对人的健康不致产生危害，相反却有益处（例如，分泌肾上腺素以恢复肌肉的力度）。但是，如果某种负面情绪（例如，惊恐、焦虑、悲伤、尴尬或失望）持续较长时间或者重复出现、超过当事人所能承受的限度，那么将导致其无法摆脱该情绪的困扰以及随之而来的精神压力。这种状态的持续存在，最终可能发展成为精神疾病。因此“情绪上的痛苦”与“精神创伤”之间的区别在于：前者属于人类的正常情绪，本身并不会给健康带来明显伤害（但这并不意味着，必定不会引发损害赔偿责任，在某些法域[9]其亦具有可赔偿性）；而后者是侵害精神健康权所导致的精神伤害。
从医学的角度看，精神创伤与身体伤害一样，都是人身伤害（Personal Injury）的具体类型；只是前者针对的是精神的健康，后者则针对身体的健康。同样的，对精神健康的侵害也会造成经济损失（例如，治疗精神疾病所需的费用、误工费、看护受害人所需的费用）和非经济损失（例如，因患上精神疾病而婚姻破裂）。
依据“因某种负面情绪而导致的身体伤害（例如，因受惊而摔伤或流产）具有可赔偿性”的事实，并不能由此推定该情绪必定引发了精神创伤。是否造成精神创伤，需要借助于医学的诊断。当然，就“正常”的情绪波动和“不正常”的精神病症，并非总能轻易地作出区分。虽然某些严重的精神疾病[10]容易判定，但是那些较为缓和的精神病症（例如亚临床抑郁症）则表现得与日常的忧虑或沮丧的情绪相似，从而增加了判定的难度。另外，由于日常负面情绪与精神创伤之间并没有清晰的、绝对的界限，某些具有介于两者边界地带的精神状况，也往往成为法院在认定是否构成精神创伤时所面临的棘手问题。
（三）与相关法律概念的辨析
1.“精神创伤”与“非财产损失”
所谓非财产损失，是指“权利被侵害”本身即构成一种具有可赔偿性的损害，不管该侵害行为在后果上是否给受害人造成实际的经济损失与否。在那些认可“非财产损失”的大陆法系法域，[11]非财产损失一般只限于侵害人格权（包括生命权、身体权、名誉权、尊严、隐私权、身体自由权等）的情形，并未扩展到侵害财产性权利的案件；换句话说，于后者而言，实际损失的客观存在依然是受害人提起损害赔偿请求的必要条件。[12]在涉及非财产损失的案件中，由于无需考虑受害人是否遭受实际损失，因此，即使是那些处于无意识状态、从而无法感受伤害的人（例如婴儿、精神病人或者植物人）亦可能因为人格权被侵害的客观事实而获得赔偿。此时，法院通常会裁定给予受害人特定数额的实质性损害（Substantial Damages）赔偿。[13]
在普通法系，与之相对应的概念是“自身可诉性（Actionable per se）侵权行为”，即使侵害行为并未导致任何实际损失，受害人仍然可以提出有效的诉由。确立该项制度的意图在于，普通法认为某些权利是如此的重要，以至于即使受害人没有遭受实际损失，其仍然有权要求法院确定侵害行为的违法性、维护该权利的神圣性和不可侵犯性，从而展现侵权行为法亦具有确认权利的功能。有别于大陆法系，普通法系的法院通常只给予受害人以“名义上的损害”（Nominal Damages）赔偿。此外，并非对所有权利的侵害本身都具有可诉性；普通法只将其适用于有限的几种情形：“对土地的侵入”(Trespass to Land)、“对身体的侵害”(Trespass to Person)、[14]“诽谤”(Defamation)，以此突出对土地的占有权、身体权和名誉权的特别保护。
而在精神创伤案件中，受害人的精神健康权受到侵害，且在后果上发生了实际的经济损失或非经济损失；受害人据此可请求侵害人赔偿其实际损失。由此可以，精神创伤与将“权利被侵害”本身作为损害的“非财产损失”有着本质的差别。
2.“精神创伤”与“精神损害”
“精神损害”（Mental Suffering）是一项宽泛的概念，通常于如下三种不同情形中使用。①遭受身体伤害的受害人请求精神损害赔偿。在此类案件中，受害人因身体伤害而承受肉体的疼痛、精神的痛苦，并可能丧失生活中的某些乐趣；[15]或者，患者因医生误诊使得患者丧失存活特定年限的机会，从而饱受沮丧和绝望情绪的困扰。无论是大陆法系还是普通法系，[16]基本上所有法域都认可这种与身体伤害相伴存在的精神损害。②其他人格权益（例如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人格尊严权、人身自由权等）或身份权益被侵害的受害人，或者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特定纪念物品因侵权行为被损毁的受害人，“直接”承受情绪上痛苦而请求精神损害赔偿。尽管受害人情绪上的痛苦尚未构成精神疾病，但依然遭受负面情绪的困扰、并导致心境的失衡和不安定。例如，某种亲属关系因被告的过错行为而遭受损害，受害人为此经历情绪上的痛苦；或者，因先人的遗体、姓名、肖像、名誉、荣誉或隐私受到侵害而遭受情绪上的痛苦。③因被告的过错而遭受情绪上或感情上痛苦的第三人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17]此种情形经常发生在与受害入有着特定关系的人群中，包括丧失性行为能力之受害人的配偶、生命健康权遭受侵害之受害人的家属或亲属。
人格价值是无形且非物质的，在本质上无法用金钱予以评价。不过，为了彰显法律对人格权的切实保护，同时使侵害人承担不利益，大陆法系国家（如德国、法国、瑞士）的侵权行为法均认可通过精神损害赔偿的方式来保护人格权；尽管不同法域所规定的要件、保护的范围存有区别。一般而言，所谓的“精神损害”指的是“破坏平和心境的负面情绪”，但尚未发展至精神伤害或精神疾病。法律允许对该负面情绪予以金钱上的赔偿。
与“精神损害”的概念不同，如果受害人因所遭受的负面情绪继而引发精神病学意义上的伤害，那么就直接构成对“精神健康权”的侵害，侵害人需要对“精神创伤”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此时，可赔偿性的问题、具体损失项目的确定、损失数额的计算都将有异于精神损害的相关规则。[18]
可能产生疑问的是，精神创伤的受害人是否能够请求精神损害赔偿？例如，当受害人因为被告的过错行为患上精神疾病，除却治疗费用、看护费用、误工费等经济损失外，该受害人能否以治疗过程中的肉体痛苦、丧失生活乐趣等为由请求损害赔偿？尽管精神创伤所侵害的精神健康权，但是它与侵害身体健康权的身体伤害并无本质的区别，两者在法律上应当获得相同力度的保护。因此，笔者认为，如果精神创伤导致受害人遭受肉体痛苦或丧失生活乐趣，那么其亦有权获得相应的精神损害赔偿；同理，精神创伤受害人的近亲属亦可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
（四）精神创伤案件的类型化
1．第一顺位受害人和第二顺位受害人
基于受害人的精神创伤与被告过错行为之间的关联程度，可以将遭受精神创伤的受害人分为两类：第一顺位受害人（Primary Victim），即那些直接涉入被告的过错行为（Personal Involvement）、并遭受负面情绪而引发精神伤害的人；第二顺位受害人（Secondary Victim），即指那些并未直接涉入被告的过错行为、但却因目睹或获悉第一顺位受害人所遭受的（身体和/或精神）损害而产生负面情绪并引发精神伤害的人。相比较于前者，第二顺位受害人的案件往往更容易在学理上和实务中引起争议；其原因在于，第二顺位受害人所遭受的精神创伤并不是被告的过错行为直接产生的损害结果，而是以第一顺位受害人的人身损害为媒介、反射到第二顺位受害人之后产生的损害结果。这种“反射性损害”[19]在性质上属于间接损害。根据传统的侵权行为法理论，原则上仅直接损害具有可赔偿性；除非法律另有规定或当事人之间另作约定，间接损害不予赔偿。[20]然而，随着侵权行为法所认可的法益范围不断扩展（例如，精神健康、精神安宁、性生活乐趣、纯粹经济损害等），某些反射性损害亦逐渐被包括我国在内的诸多法域所承认，尽管各个法域的保护力度不尽相同。第二顺位受害人的精神创伤就属于其中的一种。
2．案件类型化
根据实务中的各种案情，可以将这两类受害人所可能涉及的案件进行类型化。但需要说明两点。第一，经类型化的案件并不能穷尽纷繁生活中可能发生的所有案型。第二，类型化便于人们的理解，并有助于实现“相同案件、相同处理”的要求，但是对不同案型的理解不宜过于封闭或简单化。具体而言，第一顺位受害人请求精神创伤赔偿的案件包括如下六种案型：
(1)在因被告过错而造成的事故中，受害人同时遭受身体伤害和精神创伤。例如，甲与乙驾驶的车辆迎面相撞，在车祸中乙严重受伤，并同时受到惊吓而引发精神伤害。[21]
(2)在因被告过错而造成的事故中，受害人虽然并未遭受身体伤害，但是却处于可能遭受身体伤害的危险范围中（Within the Zone of Danger），并且因担忧自身安危而引发精神伤害。例如，甲在驾驶车辆时违规切线，将要与乙所驾驶的车辆迎面相撞，虽然乙及时改变方向盘、避免了一场车祸，但是乙却因为这次危险的经历而引发精神伤害。
(3)在因被告过错而造成的事故中，受害人虽然并不属于遭受身体伤害的危险范围内，但却因为担忧自己在事故中的“参与行为”会对第三人直接或间接地造成身体伤害而引发精神伤害。此类案型中的受害人通常被称为“非自愿的参与者”(Involuntary Participants)。例如，雇主甲为雇员乙提供了质量有瑕疵的绳索，当乙开动起重机吊运货物的时候，用来捆绑货物的绳索突然断裂，导致吊运中的货物意外下落。乙意识到该货物着地的位置上刚好有同事丙在工作，由于极度担心丙的安危而引发精神伤害。[22]
(4)在因被告过错而造成的事故中，受害人（通常是具有情感价值）的财产遭受损失，受害人因此遭受负面情绪，而引发精神伤害。与上述案型不同，在事故中受害人并非基于人身性的损害或危险，而是由于其财产受损而遭受负面情绪并导致精神伤害。例如，某人请他人在家中安装中央供暖系统，当她回到家的时候，看到屋顶冒出浓烟，熊熊大火烧毁了她的房屋和屋内的所有物品。她受惊并感到极度悲哀，事后发展为精神疾病。[23]
(5)案件并不涉及任何事故，受害人因被告的过错行为而直接遭受负面情绪并引发精神伤害。例如，学校规定了过于严格的纪律制度，其中包括当众批评违反该制度学生的规则，一名学生在当众接受指责后感到极度尴尬和羞辱，并最终发展为精神分裂症。[24]又如，一名警察因长期遭受同事的骚扰、排斥和欺凌而遭受精神伤害。[25]再如，医院要求一名年轻医生每周工作88个小时，经过数周高强度的工作后，该医生患上精神疾病。[26]
(6)受害人因为被告向其告知（虚假的或真实的）噩耗而遭受负面情绪，并引发精神伤害。就涉及虚假噩耗的案件，例如，电报发送人员错将一份来自于某地、写着“詹姆病危，急于相见”的电报发送给一对夫妇，该夫妇恰好有一个名叫詹姆的儿子在该地工作。收到电报后，母亲因极度担忧而引发精神伤害。[27]而涉及真实噩耗的案件，例如，某医院发现某一医务人员患有艾滋病，并将该消息和可能感染艾滋病的风险直接告知曾接受该医务人员手术治疗的患者。获悉此消息后，患者因极度担心自己被感染而引发精神伤害。[28]
第二顺位受害人请求精神创伤赔偿的案件主要有两种典型的案型：
(1)受害人因亲眼目睹第一顺位受害人在因被告[29]过错而造成的事故中遭受严重的人身伤害，而受困于负面情绪并发展为精神伤害。例如，某路人刚好看到一个在高空作业的工人不慎跌落地面而死亡的场景，其受到严重惊吓，并因此患上精神疾病。这种案件通常被称为“旁观者案型”（By-passer Case）；
(2)受害人虽然没有亲眼目睹与其有深厚情感的第一顺位受害人在因被告过错而造成的事故中遭受严重的人身伤害，但是事后赶至该事故现场、或者事后获悉或被告知该项事故，由此产生负面情绪并引发精神伤害。

三、精神创伤赔偿理论的比较法研究
（一）英国
在普通法上，过失侵权责任的确立需要具备四项要件：注意义务的存在、违反注意义务（即构成过失）、实际损害与过失行为间存有因果关系、实际损害并非过于遥远（Not too Remote）。精神创伤案件中绝大多数的争议围绕“是否存在避免原告遭受精神创伤的注意义务”这个问题而展开，这也将是下文考察的重点。[30]另外，由于普通法区分第一顺位受害人与第二顺位受害人两种不同的案型，因此下文也将对这两种受害人分别予以论述。
1．第一顺位受害人或第二顺位受害人的判定
不同于第二顺位受害人，第一顺位受害人是直接涉人被告的过错行为的人。而如何理解“直接涉入”的概念，成为审理精神创伤案件的法官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在麦克法雷恩诉凯里多尼亚有限公司案（McFarlane v. EE Caledonia Ltd）[31]二审中，斯图亚特·史密斯法官（Stuart-Smith LJ）详细分析了因担忧自己的安危而引发精神伤害的受害人是否“直接涉入”事故的问题。他认为，因担忧自己的安危而引发精神伤害的受害人可能在三种情形下被认为“直接涉人”了事故：①受害人处于可能遭受身体伤害的实际危险范围之中，但却侥幸脱险；②受害人虽然没有实际处于可能遭受身体伤害的实际危险范围之中，但事故发生得如此突然、如此意外，他可以合理地认为自身的安危受到威胁；③受害人之前并没有处于可能遭受身体伤害的实际危险范围之中，但事后基于某种需要进入了该危险范围（例如，救援者）。而在该案中，原告麦克法雷恩是北海一个石油钻塔上的工作人员，下班后在一艘距离钻塔约550米的船只上休息。午夜时分，钻塔上发生一连串的急剧爆炸，导致167人死亡、67人受伤。原告所在的该船只两次驶近钻塔约100米处试图营救，未果。事故发生3个小时45分钟后，包括原告在内的工作人员被直升机接走。尽管原告事后被诊断遭受精神伤害，但是法院最终判定，他不属于上述“直接涉入事故”之三种情形中的任何一种，因此他并不构成第一顺位受害人。
如果受害人因为担忧他人（而非自身）的安危而在事故中遭受精神伤害，那么他是否属于“直接涉入事故”的第一顺位受害人呢？20世纪90年代后期英国上诉法院的两个判例讨论了这个问题。第一个案件是扬诉查尔斯教堂（南方）有限公司案[Young v. Charles Church(Southern) Ltd]，[32]原告和同事科克一起搭建脚手架，在工作过程中，原告听到一声巨响，转头看到科克因不小自将电极与电线接触而意外触电。原告因为担忧科克的安危而受惊，并引发精神伤害。审理本案的英国上诉法院的多数意见认为，虽然原告担忧的并非自身安危，而是第三人的安危，但是他仍然属于第一顺位受害人。第二个案件是西约克郡警察局局长诉斯科菲尔德案（Chief Constable of West Yorkshire Police v. Schofield），[33]一审原告警员斯科菲尔德与警官杜丁一起去某一居民寓所检查发现的一批枪支，杜丁没有发出任何警告就拿起一支枪朝屋内的一堆折叠的床褥连开六枪，在几英尺外的原告则立即伸手保护住两名女户主。事后，原告被诊断患上“创伤后应激障碍症”(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PTSD)。但是她在陈述中坦承，当时她并没有感到恐惧或担心自身的安危。二审的英国上诉法院认为，并不是在每个案件中“担忧自身安危”都是“直接涉人事故”的必要条件；本案中的原告身处事故现场、又面临遭受人身伤害的危险，这就足以认定她是第一顺位受害人。
英国法不以“担心自身安危”为第一顺位受害人的要件，是对严格区分第一顺位和第二顺位受害人制度的一种变通。尽管担心自身安危是引发精神伤害的常见情形，但绝非唯一的情形。在某些特定案情下，事故中因担忧他人的安危或者单纯的意外受惊而患上精神疾病的受害人也需要法律的救济，但作为第二顺位受害人则较难获得赔偿。此时，法官往往通过扩大对“直接涉人”概念的解释，将此类受害人也纳人第一顺位受害人，从而使其获得赔偿。然而，这样的做法的客观后果是，模糊了第一顺位受害人与第二顺位受害人的界线。
2．第一顺位受害人
在判定原告是第一顺位受害人之后，法院需要考虑的是，被告是否对该受害人负有避免其遭受精神创伤的注意义务。斯图亚特史密斯法官在审理麦克法雷恩诉凯里多尼亚有限公司案时，也讨论了这个问题。他提出了“可被合理预见的精神伤害”标准，即“可以清楚地预见一个具有合理心理承受能力的人也会因担忧自身安危而受惊、以致引发精神创伤”。[34]不过，这项标准被之后的佩吉诉史密斯案（Page v. Smith）[35]所修正。该案涉及一起轻微的车辆碰撞事故。驾驶汽车的原告在事故中并未受到身体伤害，但却遭受了精神创伤。英国上诉法院认为，案件涉及的事故程度轻微，无法合理预见原告会因此遭受精神伤害，从而否定了原告的赔偿请求。然而，英国上议院在终审时认为，判定“对受害人是否负有避免其遭受精神创伤的注意义务”应适用“可被合理预见的人身伤害”标准。换句话说，只要能够合理预见直接涉人事故的第一顺位受害人可能遭受人身伤害（无论是身体伤害、抑或精神伤害），那么就认为被告对其负有避免其遭受精神伤害的注意义务。一方面，这项新的判定标准降低了第一顺位受害人证明注意义务的难度；在另一方面，它也使得行为人承担了过重的注意义务，即在那些身体伤害可被合理预见、但精神伤害却无法被合理预见的案件中，行为人也被要求对遭受精神创伤的第一顺位受害人承担责任。这是佩吉诉史密斯案所确定的判定标准备受批评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