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规定：“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对于应当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如果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可以判处死刑同时宣告缓期二年执行。”这一规定实际包含了三层意思：其一，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但并不意味着对所有“极其严重”的罪行都应当适用死刑；其二，即使是“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如果不具备“应当判处死刑”的条件，绝不可以对之适用死刑；其三，犯罪分子即使符合“应当判处死刑”的条件，如果属于“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可以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上述三层次的要求相互配合形成了我国死刑的适用标准，从近年来一些案件的处理看，仍有必要从理论上对上述规定再探讨，进一步统一认识。

　　一、关于“罪行极其严重”

　　“罪行极其严重”是死刑适用的实质条件。尽管立法规定在字面意义上似只强调行为的客观危害，但在理解上必须从主客观两方面进行。所谓罪行极其严重，既指犯罪行为对国家、社会和人民的利益危害特别严重，情节特别恶劣，同时也指行为人具有极其严重的主观恶性。客观危害特别严重和主观恶性特别恶劣是互相独立、互相统一的判断罪行是否极其严重的两个方面，两者不能割裂，不能单独作为判断标准。客观危害虽然特别严重，但只要其主观恶性不大，或者说即使犯罪人的主观恶性特别恶劣，但只要其客观危害不算特别严重，就不应判处死刑，尤其不应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从实践看，人们所说某一犯罪行为不太严重、比较严重、严重、非常严重、极其严重，都是在对不同的情形进行比较后得出的结论。所以，“罪行极其严重”的判定，需要经过比较加以确定。笔者认为，在评判“罪行极其严重”而进行比较时，应注意做以下几方面工作：

　　1.历史比较，即将所要评判的犯罪和以往被判处死刑的犯罪进行比较，确保可能判处死刑的犯罪的严重程度不低于以往判处死刑的犯罪的严重程度。进行历史比较的目的，主要是避免随意降低死刑适用标准，导致死刑适用出现大起大落，同时也为了进一步严格死刑适用。

　　2.地区比较，即将所审理的案件与其他地区判处死刑的案件进行量刑平衡，确保适用死刑的案件，在全国范围内考察，罪行都是极其严重的，以此消除各地区间适用标准的差异，促进不同地区间死刑适用的均衡和统一。

　　3.同种罪的个案比较，即将同时决定适用死刑的同一性质的不同个案进行比较。死刑核准工作已由最高人民法院统一进行，且各地法院也大都有将死刑案件集中执行的做法，故可以将同时决定适用死刑的同种犯罪的不同个案进行比较，以确保适用死刑的案件，都是在考虑适用死刑的案件中，罪行最为严重的。

　　4.异种罪的个案比较，即将侵犯相同或类似客体的犯罪行为进行比较，如绑架行为和抢劫行为之间比较，同属危害公共安全的放火、爆炸等犯罪行为的比较等，力求不同性质的犯罪的死刑适用标准，能够相对地保持一致。

　　5.同案的被告人比较，即在共同犯罪中，如果考虑对数个被告人适用死刑，应当将该数个被告人的罪行进行比较，一般只对其中罪行最为严重的被告人适用死刑。

　　概言之，认定“罪行极其严重”，在综合考察犯罪行为的客观危害和犯罪人的主观恶性的基础上，从“极其严重”角度，应当是在对全国的不同地区、不同时期、不同性质的犯罪行为、同种性质的不同个案、共同犯罪中的不同被告人的罪行进行比较后，认为是社会危害最为严重的。

　　二、关于“应当判处死刑”

　　从立法看，刑法已将可以判处死刑的犯罪极其严重情节规定的较为具体，并非触犯了死刑条款的行为都必须判处死刑。所谓应当判处死刑，是指行为在构成“极其严重”的罪行的前提下，因符合法定的情形而应当对行为人判处死刑。“罪行极其严重”与“应当判处死刑”是两个不同层次的概念，前者表明“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但是对这种犯罪分子不一定都要判处死刑；后者表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虽然极其严重，但是对其判处死刑还必须具有相应的从重处罚情节。

　　从刑法分则条文看，某一犯罪行为在构成“极其严重”的罪行的前提下，符合以下三种情形才能对犯罪分子适用死刑：一是行为人所犯罪行已经构成法定刑为绝对确定死刑之罪，并且不具有法定减轻处罚情节的情形；二是行为人所犯罪行已构成法定刑中挂有死刑之罪，同时具有法定从重处罚情节或者多个从重处罚情节的情形；三是行为人所犯罪行已构成刑法第一百零三条和第四百三十三条规定的“可以判处死刑”之罪，不但“对国家和人民危害特别严重、情节特别恶劣”，而且还具有其他从重处罚情节的情形。由此可见，一定量刑情节的有无对于认定是否“应当判处死刑”，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按照笔者的理解，对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判处死刑，应当具有相应的从重处罚情节，并排除减轻处罚情节；如果具有从轻处罚情节，则该情节应显著轻微，不足以对抗从重处罚情节，不足以对行为人从轻处罚，从而依法应当判处死刑。所以，在是否为“应当判处死刑”的认定上，应全面考察案件所具有的各种情节，并针对不同情况，综合分析，审慎判断。

　　1.犯法定刑为绝对确定死刑之罪，只有在案件没有任何法定减轻处罚情节的条件下，才能对犯罪分子判处死刑；如果案件具有法定减轻处罚情节，就不应对之适用死刑。

　　2.除了个别法定刑为绝对确定死刑之罪外，如果对犯罪分子适用死刑，就应当具备相应的从重处罚情节；如果不具备相应的从重处罚情节，一般不能适用死刑。

　　3.如果犯罪分子具备了相应的从宽处罚情节，特别是法定的从宽处罚情节，原则上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只有在从轻处罚情节显著轻微，不足以对行为人从轻处罚时，才能适用死刑立即执行。如果具备法定减轻处罚情节，则一律不得适用死刑。

　　三、关于“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

　　从刑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规定看，所谓“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是指犯罪分子在罪行极其严重并且应当判处死刑的前提下，还具有从轻处罚情节的情形。也就是说，适用“死缓”的犯罪分子首先必须罪行极其严重和依法应当判处死刑，只不过是因为具有某些从轻处罚情节而可以不立即执行死刑。刑法对应当判处死刑的犯罪有明文规定，但是对于哪些属于“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情况没有明确描述。学界在探讨此问题时也基本持经验立场，即从审判实践经验的角度对有关情况加以综合和归纳，理论上的研讨明显不足。

　　在笔者看来，所谓“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情况，其实质上就是案件所现实具有的从轻处罚情节。并且，在同一案件中，这种从轻处罚情节，是指与“应当判处死刑”的从重处罚情节同时并存的从轻处罚情节，只不过它的重要性相对地（而不是显著地）弱于或数量少于前者而已。详言之，对于法定刑为绝对确定死刑之罪来说，犯罪分子具有的从轻处罚情节，依法虽然不能对抗死刑的适用，但它却是适用“死缓”的理由和依据；而对于法定刑为相对确定死刑（即法定刑中挂有死刑）之罪来说，如果案件不具有从重处罚情节，或者只具有从轻或减轻处罚情节，都不能对犯罪分子适用死刑，当然也就谈不上适用“死缓”的问题。除法定刑为绝对确定死刑之罪外，适用“死缓”的案件，只能是罪行极其严重并且既有从重处罚情节又有从轻处罚情节的案件。对于单纯具有从宽处罚情节的案件，依照法律根本就不能适用死刑；如果犯罪分子被判处死刑，也就意味着案件必然存在着从重处罚情节。

　　因此，认定“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的依据，就是与从重处罚情节并存的从轻处罚情节。也就是说，从定量分析的角度，对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只有在从重处罚情节的分量或数量，相对重于或者多于从宽处罚情节的场合，才会发生“应当判处死刑”而又“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问题。所以，同从重处罚情节并存的从轻处罚情节，是宣告“死缓”的唯一根据。正因为存在从宽处罚情节和从重处罚情节并存的情况，法官在裁量刑罚时应在对量刑情节进行定性分析的基础上引入定量分析，即在对量刑情节的性质及其法律意义进行综合衡量的基础上，理性评价每个量刑情节对处罚轻重的影响力，做到心中有“数”，从而依法、科学、公正地量刑。


（作者系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博士后）

　　劳动合同主体辨析

张喜亮

　　【案例简介】
　　某建筑总公司下属有十几家分公司。由于近年来市场竞争激烈，建筑总公司从便于企业管理成本核算的角度考虑，将全部的经营管理权力下放给了分公司。建筑总公司负责招揽工程，分公司根据要求负责施工。某分公司按照建筑总公司的要求组织施工某公路建设，由原来熟悉的包工头从不同的渠道从农村招用农民工数百人。
　　建筑总公司把招工权、资金使用权、施工管理权等全部下放分公司。建筑总公司和分公司都签订了相应的协议。协议明确约定：建筑总公司把权力下放给分公司，分公司承担一切相应的责任。建筑总公司按照协议的约定，在开工前将资金等全部拨付分公司，分公司按照发包方的要求如期完成了修路工程。
　　然而，分公司在完成工程以后，数百人的农民工却没有按照当初的约定获得劳动报酬。这些农民工找分公司理论，分公司坦言：所有的钱都给包工头了，属于谁招用的就向那个包工头要钱，分公司不管直接支付工钱。这些包工头是否真的拿到了钱，不得而知。有的包工头说分公司只支付了一部分，有些包工头说根本没支付。无论说支付的还是说没有支付的，全无半点书面凭证，甚至还有的包工头不知去向。于是，包括一部分包工头在内的农民工们便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请劳动争议仲裁。
　　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裁决建筑总公司承担支付农民工工资的一切责任。
　　建筑总公司不服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的裁决，提起诉讼。不服裁决的理由是：建筑总公司与分公司有协议在先，一切资金费用包括农民工工资全部拨给了分公司，对此分公司没有异议。因此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裁决建筑总公司承担责任不当。
　　法院一审判决维持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的裁决。建筑总公司以与农民工没有劳动关系，劳动合同主体是分公司和农民工为由，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法院二审判决，建筑总公司败诉，承担支付农民工劳动报酬的一切责任。
　　【案例评析】
　　就劳动关系和劳动合同的形式而言，建筑总公司确实与农民工们没有直接的劳动关系，也没有签订劳动合同。事实上，建筑总公司已将包括农民工工资的全部款项拨交给了分公司。由此看来，建筑总公司似乎不应当承担支付农民工工资的责任，相应的责任应由分公司承担。而分公司认为，建筑总公司确实将包括农民工工资在内的款项拨付给了分公司，但分公司与包工头有协议，分公司按照协议将农民工的劳动报酬支付给了包工头，这一切责任应当由包工头承担。所以农民工应当起诉的是包工头而非分公司和建筑总公司。
　　从劳动法律的角度分析，包工头是个人的行为，他不具备招工用工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他只能以其信誉推荐农民工。那么，分公司应当是具有招工、用工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的，因为建筑总公司实际上是授权给分公司招工、用工。从理论上说，分公司并非是独立法人单位，所以，分公司也没有用工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但因为分公司和建筑总公司有内部协议，分公司通过上级法人单位的授权便取得了用工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所以，分公司和农民工签订的劳动合同是有效的。由此说来，拖欠农民工的一切责任理应由分公司承担。
　　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分公司是否愿意承担这个责任。分公司强调农民工工资已经支付给了包工头，但从案件本身来看：第一，包工头并没有承认或者没有完全承认这个事实；第二，有些包工头已经远走高飞。所以要包工头承担这个责任，分公司必须从包工头手中追回所有的农民工工资款项，这个追索责任在分公司而不是农民工个人。另外，分公司并没有与包工头就支付农民工工资的问题签订任何有效力的书面协议，从法律上看是证据不足的。所以，分公司要想从包工头手中追回这笔款项也是难上加难的。
　　在这个案件中，分公司的过错是明显的。劳动合同是分公司与农民工签订的，那么，分公司依法有责任直接将工资支付给农民工本人。由其他人替转工资的行为是严重违反劳动法律法规和劳动政策的行为，除非有劳动者明确的授权，否则，任何人也无权替领工资。因此，分公司承担支付农民工工资是义不容辞的。
　　那么，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和人民法院裁决和判决建筑总公司承担全部责任并限期支付农民工工资，是否得当呢？从法理上看，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首先，分公司不是一级独立的法人单位，分公司本身是不具备用工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的，分公司的用工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是由建筑总公司授权的，所以建筑总公司才是真正的劳动合同的主体。
　　其次，建筑总公司与分公司之间的协议，实际上是不受法律保护的，此协议最多可以视为建筑总公司内部管理分工的协议，属于建筑总公司内部事务。这主要是因为：分公司没有独立的法律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即分公司不是一个法律意义上的用工主体。所以，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裁决和人民法院判决建筑总公司承担支付农民工工资，是没有瑕疵的。
　　该案的解决可以这样进行：第一，建筑总公司依法支付农民工工资；第二，建筑总公司对分公司作出相应的处理；第三，分公司如果确实向包工头支付了农民工工资，则应当尽可能地从包工头手中追回这些款项；第四，分公司如果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其确实向包工头支付了农民工工资的款项，包工头又拒不退还的，分公司取得建筑总公司的授权后可以对包工头提起民事诉讼，按照法律程序解决。由此方可使建筑总公司的损失降低到最小的限度。
　　如果包工头踪迹皆无，则只能由建筑总公司承担所有损失。
　　特别提示
　　类似这样的案例为数不少。《劳动合同法》实施后，劳动合同主体双方在建立劳动关系、签订劳动合同时，彼此都要认真了解对方是否具备劳动权利能力和劳动行为能力。如劳动者要注意用人单位是否具有招工、用工资质；用人单位要注意审查劳动者是否符合招用的条件，是否达到了法定劳动年龄等。只有这样，双方才能避免不必要的损失，使劳动合同得以真正的履行。
　　《劳动合同法》问答
　　谁能成为劳动合同主体？
　　劳动合同的主体，即劳动法律关系当事人，具体说来就是指“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与其他合同相比较，劳动合同的主体是由法律规定的，具有特定性：一方是劳动者；一方是用人单位。劳动者和用人单位都要具备法律规定的劳动合同主体条件，才能签订劳动合同。不具有法定资格的公民与不具有用工权的组织和个人都不能签订劳动合同。
　　《劳动合同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个体经济组织、民办非企业单位等组织（以下简称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订立、履行、变更、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适用本法。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与其建立劳动关系的劳动者，订立、履行、变更、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依照本法执行。”第九十六条规定：“事业单位与实行聘用制的工作人员订立、履行、变更、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未作规定的，依照本法有关规定执行。”这些规定不仅明确了我国《劳动合同法》的适用范围，同时也规定了劳动合同主体的表现形式。
　　劳动合同的主体之一———劳动者
　　按照《劳动合同法》第二条的规定，劳动合同主体之一的劳动者包括：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个体经济组织、民办非企业单位建立劳动关系的劳动者；与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建立劳动关系的劳动者。
　　从劳动合同主体的一方劳动者来说，这个劳动者不是社会学意义上一般的劳动者，而是劳动法律意义上的劳动者。社会学意义上的劳动者是指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人，这样的人自其出生就是劳动者了。而我们所说的劳动合同主体的劳动者，是特指那些具有劳动权利能力和劳动行为能力的公民。
　　《劳动法》第十五条规定：“禁止用人单位招用未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这就是我国公民取得劳动权利能力和劳动行为能力的法定资格。当然也有特殊情况，《劳动法》第十五条第二款又规定：“文艺、体育和特种工艺单位招用未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必须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履行审批手续，并保障其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
　　劳动合同主体之一———用人单位
　　劳动合同主体的另一方是用人单位。从我国的法律上看，所谓用人单位，即法律允许招用和使用劳动力的组织。这些组织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个体经济组织、民办非企业单位；还包括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
　　《劳动合同法》与《劳动法》相比，在用人单位的范围上有所扩大，新增加了“民办非企业单位”。民办非企业单位，是指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其他社会力量以及公民利用非国有资产举办的，从事非营利性社会服务活动的社会组织。包括各类民办院校、科研院所等。
　　一般来说，用人单位应当是具备法人资格的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但由于我国社会情况的复杂，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法律制度也有某些特殊性，所以有很多的经济组织并不具备法人资格，如某些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等等。这些不具备法人资格的组织在法律上是属于“自然人”的范畴，他们按照我国劳动法律法规和劳动政策的规定也是可以招用和使用劳动力从事社会生产活动的。但要明确，无论这些经济组织是不是具有法人资格，当其招用和使用劳动力的时候，即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签订劳动合同时，必须具备法律规定的用工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
　　不具有用工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的经济组织或社会组织，不能建立合法的劳动关系，所签订的劳动合同是无效劳动合同。无效劳动合同不受法律保护，而且签订无效劳动合同还需承担法律责任。《劳动合同法》第九十三条规定：“对不具备合法经营资格的用人单位的违法犯罪行为，依法追究法律责任；劳动者已经付出劳动的，该单位或者其出资人应当依照本法有关规定向劳动者支付劳动报酬、经济补偿、赔偿金；给劳动者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